JTMW v NAV
黃禮榮法官,內庭聆訊
2020年12月3日

背景

此乃在本案作為呈請人的父親,就其兩名兒子L(13歲半)及B(快將11歲)移居丹麥而提出的第二次申請。

本案父親是丹麥人,職業是飛機師,而母親是澳洲人。當事雙方在瑞典認識和結婚,母親並在2007年誕下大兒子L。2008年6月,父親在香港覓得飛機師工作,舉家於是移居香港,小兒子在香港出生。

2012年3月,母親提出離婚呈請。此離婚具爭訟性,當中涉及多項申請,包括禁止移居、禁止騷擾,及訟案待決期間提供贍養費。審訊為期五天,就子女的看管、照顧及監護事宜進行聆訊。2017年2月,法庭頒令母親只可藉電郵間接接觸其子女(只限於以電郵和每星期兩次),子女是基於母親的行為而須與母親隔離。母親被指體罰子女,及被控虐待/疏忽照顧其中一名子女,並因此而被定罪。

2017年7月,父親向法庭申請將子女遷居丹麥,但未獲接納,原因是法官不信納父親所提出的子女照顧安排,即是在他外出工作期間,其伴侶會代為照顧他的子女。父親就法庭的裁決提出上訴,但家事法庭及上訴法庭均駁回其上訴許可申請。2019年4月,父親提出本第二次移居申請。

父親的第二次移居申請

父親希望與其子女能在家鄉丹麥展開新生活。他取得了僱主的同意,在僱主的倫敦基地工作。他表示他會居住在丹麥,工作的報到地方則是希思羅。他的大兒子在學校生活方面存在若干適應困難,而他亦沒有足夠能力負擔大兒子入讀香港國際學校的費用。

母親的反對及駁回申請

母親的立場是,其兩名子女從沒在丹麥居住過,而在過去,丹麥並非、也從來不是他們家庭的所在,而她亦擔心子女離港後,她便再也沒機會與子女聯絡得上。她提出倘若法庭拒絕批准他們的移居申請,法庭便應馬上訂定步驟,讓她可以在社會福利署的協助下,與子女再度取得聯繫。

母親亦聲稱,假使法庭批准該移居申請,亦應當將時間押後,直至有確實證據證明,子女與母親之間的溝通接觸(不論是面對面還是以電子方式)已可靠地重新建立。

2020年9月15日,亦即審訊(其因新冠疫情而兩度押後)最後一日之前數天,母親提出申請,指基於:新冠疫情爆發、英國在2020年12月31日脫歐後的情況、父親的僱主即將進行重組、以及丹麥移民規定改變等情況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要求法庭撤銷父親的申請。

判決

駁回母親就撤銷父親之移居申請所提出的申請。法庭稱家事案件是動態性的,而家庭狀況也會隨子女成長而改變。儘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情況不斷發生變化,但這並不意味法庭應該將裁決押後,直至事情獲得解決。法庭確認其必須根據所提交的事實和資料來考慮父親的申請,並在一切情況下作出其所能作出的最適當裁決。

父親的移居申請獲法庭接納。法庭在決定是否批准該移居申請時,考慮了什麼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並作出了整體性的均衡考慮。

法庭裁定父親所提出的申請是真誠的,並且:

  • 遷往倫敦基地屬父親的事業升遷。
  • 至少自2015年以來,父親、其伴侶及子女均曾於暑假返回丹麥。
  • 該移居可讓父親獲得其延伸家庭所提供的支持,而其子女也可在延伸家庭成員的圍繞下,獲得正常家庭生活,並能在其自身文化中成長。
  • 儘管母親認為父親移居,是讓其與子女關係進一步疏遠的一種手段,而她亦只可通過電郵與子女間接接觸,但這一切都是她自身的行為所招致的。

法庭認為雙方必然會面對不確定性,重點是該移居是否具備完善計劃和週詳考慮,使該等重大和不利的不確定性,在盡可能情況下能預見、避免及消除。法庭認為父親的計劃是經過了週詳考慮及可行,並且是在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情況下實行。

法庭認為儘管母親所提出的反對,是受其真正關心子女的動機所驅使,但她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不會於子女移居後變得更差。相反,子女倘能夠移居,他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有機會獲得改善,並且寄望時間的逝去,他們對母親的恨意會有所減少。

母親對丹麥的感染新冠肺炎人數表示關注(其受感染人數遠比香港為高)。法庭指出“丹麥及香港以至全世界,皆面對新冠肺炎爆發所帶來的挑戰。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的時間,新冠肺炎的確診宗數都存在波動。有些時候香港的表現會較為理想,而其他國家亦然。事情不能僅因疫情而陷入膠著狀態”。法庭須考慮的,是子女的最佳長期利益,焦點並非僅僅落在感染率上。

評論

在決定遷離香港是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時,新冠疫情爆發及其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將會是法庭考慮的其中一項因素。然而,上述判決顯示,要求移居的父或母其所提出的申請倘為真誠,並且已在一切情況下盡所能作出了週詳考慮,那麼單純存在不確定性,並不足以拒絕讓其攜同子女永久遷離香港。

Jurisdictions: 

Gall執行合夥人及家庭和離婚業務負責人

高嘉力律師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