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人士的最佳利益或意願—— 應以何者為準?

這是一連兩篇文章的第一篇,討論精神健康法庭一宗特別複雜的案例。

當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需要別人為他作出決定,而其近親無法達成共識時,精神健康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就會介入。精神健康法庭的首要考慮無疑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MIP)的最佳利益。然而,確定MIP的最佳利益並非那麼簡單直接,尤其是當申索及證據與MIP在失去精神上行為能力之前表達的意願不符。

在C v B [2018] 2 HKLRD 1105一案審理了這個複雜的問題,該案向原訟法庭的精神健康法官提出申請,要求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11條,委任一位受託監管人,管理一名MIP的事務。

背景

C v B案的判決於2018年3月2日下達。主審法官陸啟康在判詞中指出,此案的背景「錯綜複雜」。下面列出了關鍵事實:

A太太(即本案的MIP)與A先生結婚。A先生是一位成功商人,多年來積累了大量財富。A先生於2012年去世,遺下A太太和他們的兩個女兒B和C。

2003年起,家庭關係開始惡化,這源於A先生告訴A太太,他已把很多財產贈送給C,但不記得是甚麼財產或為什麼這樣做。家族財產的分配造成家族內部不信任,最終導致家族關係破裂。A太太在爭執中站在B一方。法官陸啟康在判詞評論:「不管對錯,A太太認為B受到不公平對待,C在處理A先生的財產時操縱了A先生。」

B於2006年或2007年左右從美國回港居住後,A太太執行了以下文件:

  1. 2008年,一份以B作為唯一遺產執行人和受益人的遺囑,該遺囑表面上抵銷了A太太在2004年訂立的一份遺囑,當中B和C大概平等分配其遺產;
  2. 2011年,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01章)作出的兩份對B有利的持久授權書;
  3. 2012年12月:(1)將全部和任何資產贈與B的契約(「贈與契約」);(2)一份有利於B的一般授權書;(3)贈與契約的聲明;(4)各公司付款義務的轉讓契據;及
  4. 2014年5月:(1)稱她對C的行為極為不滿,不會給C和她的子孫留下任何東西的聲明;及(2)預設醫療保健指示,指定在她自己不能作出決定的情況下,誰人可以就其醫療保健事宜作出決定。A太太還在此醫療指示中表示,C及其子孫不得參與或涉及就A太太的福利作出任何決定。

(統稱為「被質疑的文件」)

上述文件均由A太太在一名律師及一名醫生在場的情況下簽署。

A太太在2014年6月中風。

2016年,C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7條提出本申請,要求進行調查,並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1條為A太太委任一位受託監管人。經過法庭命令的檢查,2017年A太太被證實為MIP。

在案件複雜的背景下,法庭必須決定是否委任受託監管人。值得注意的是,C要求批准委任受託監管人,授權其代表A太太就被質疑的文件作出調查及採取行動,包括啟動訴訟以擱置被質疑的文件。

法官陸啟康指出,本申請肯定不是向精神健康法庭提出的常見申請。

《持久授權書條例》與《精神健康條例》之間的相互作用

本聆訊的第一個複雜問題是,MIP已執行了兩份有利於B的持久授權書。因此,法庭必須考慮此類持久授權書與精神健康法庭在保障A太太利益方面的職能之間的相互作用。

根據第II部委任受託監管人

就第II部委任受託監管人的權力而言,有關條文可參閱《精神健康條例》第7、10、10A及11條。簡而言之,如果法庭認為MIP沒有能力管理和執行其財產和事務,則可以委任受託監管人。受託監管人將獲授權作出法庭命令或指示的事情。

法官陸啟康在判詞中引用Re RSH [2006] 4 HKLRD 339, 342F-343C, 345B-E表示,在行使酌情權委任受託監管人時,法庭將遵循以下一般原則:

  1.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0(2)(a)條,法院就MIP的財產及事務執行職能時,須顧及該MIP的需要,並須以此為首要考慮事項。
  2.  這並非對抗性程序或解決家庭成員之間複雜糾紛的平台。雖然法庭正考慮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問題,以及是否應委任受託監管人,但其主要目標是確定應採取哪些步驟來維護MIP的利益。

持久授權書制度

1997年香港通過《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01章),引入持久授權書制度。《持久授權書條例》的制訂是為了應對普通法規則下的困難,即委託人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授權書會自動撤銷。從廣義上來說,引入持久授權書旨在:

  1. 若該名人士之後無法管理其事務,落實個人選擇和自主權;及
  2. 提供實用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免於向精神健康法庭申請濟助。

政策考慮得到了相當多的司法認可。在Re E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2001] Ch 364第32節,法官Arden J.強調,在合理可能的情況下,應維護持久授權書授權人的意願。在Re A; D v B [2009] COPLR 1第33節,高級法官Lush認為,授權人選擇的受權人選擇應該具相當重的份量。在Miles v The Public Guardian [2015] COPLR 676第19節,法官Nugee J.重申,持久授權書法例旨在「讓可預見未來可能缺乏能力的人士,指明希望由誰為自己的事務行事。」

持久授權書與受託監管人可否共存?

本案提出了《持久授權書條例》與《精神健康條例》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問題,因為受託監管人行使的權力範圍,與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委任的受權人,似乎存在衝突。兩者都試圖負責管理MIP的事務。

在審視了《持久授權書條例》的相關條款後,法官陸啟康得出結論,法庭有權根據第II部委任受託監管人,與未撤銷的持久授權書共存。《持久授權書條例》第11條和第13條均規定,在受託監管人依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獲委任時,法庭有權撤銷或更改持久授權書,即法庭有權依據第II部獲委任受託監管人,與未撤銷的持久授權書共存。

至於法庭何時行使權力委任受託監管人,與未撤銷的持久授權書共存,必須注意持久授權書的範圍是有限的:

  1. 持久授權書僅限於處理授權人的財產和財政事務,而根據第II部委任的受託監管人的權力不受此限制;
  2. 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受權人獲授權處理的事項、財產或事務,必須按照附屬規例在持久授權書中予以指定。因此,持久授權書的授權人不能授予受權人代表其行事的一般權力。

法庭認為,由於持久授權書授予的權力有限,很可能存在持久授權書未涵蓋的事項,需由法庭委任的受託監管人處理。在這種情況下,精神健康法庭可行使《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賦予的權力,以對持久授權書作出補充。在這種情況下,精神健康法庭必須確保授予受託監管人的權力,與持久授權書授予的權力之間,不存在衝突或矛盾。

儘管如此,本案的情況並非如此,因為A太太執行的持久授權書幾乎涵蓋了她的所有資產,因此沒有需要受託監管人填補的「空白」。

即使已有持久授權書,若受權人根據持久授權書實際管理MIP事務的行為受到嚴重指控(而不是指控受權人在獲得持久授權書的過程中作出不當影響),法庭仍可委任受託監管人。西澳洲有案例支持精神健康法庭臨時委任管理人,該管理人員有權對受權人的行為進行調查(參見CS v JS [2014] WASAT 173)。

然而,這並不等於持久授權書的受權人一旦受到嚴重指控,就會為此委任受託監管人。精神健康法庭在行使酌情權時,仍然是MIP利益的終極保障。

在第二部分,我們會根據本案的相關事實及實際考慮,研究精神健康法庭如何確定MIP的「最佳利益」,並探討隨後的裁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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