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及不公平合約條款:法律保障不足及相關改革建議

Lee Mason在本文就《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458章)是否能為消費者提供有效保障,使其免受標準格式合約的不公平條款損害進行了分析,並得出結論稱,香港有迫切需要進行相關改革。

企業實體(商品或服務供應商)在與個別消費者進行磋商後,才來訂立消費合約中的書面條款,這做法是極為罕有的(如有的話)。相反,所有消費合約條款幾乎都是按「要麼接受,要麼拉倒」這一標準形式來制訂(與定價及合約主要標的有關的條款除外),因此它們往往是片面、對供應商有利、並經常以小字體或讓消費者難以理解的法律語言寫成。

在這情況下,消費者往往沒有仔細閱讀及了解相關條款,便「即場」簽訂合約 ,甚至還會感到有一股壓力催促他們迅速完成合約的簽署,而不必細閱當中的內容或提出任何疑問。即使消費者發覺合約中存在對他們不利的條款,但他們仍可能會感到自己並不具備就有關條款要求進行磋商的議價能力(這看法也許是合理的),尤其當該等條款是有關行業普遍適用的標準條款時。普羅大眾所熟悉的「行業標準格式不容商議合約」,箇中例子包括﹕與電視服務供應商、電訊服務運營商、健體中心、美容服務提供者所訂立的合約。

目前通過《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第457章)、《失實陳述條例》(第284章)等,針對下列不公平條款提供充分法律保障﹕供應商要求消費者就消費者本身疏忽而導致他蒙受的損失作出彌償﹔又或是局限或豁除供應商因違約、疏忽或失實陳述,而須對消費者承擔的法律責任。然而,該等法律保障並沒有針對旨在達成其他目的之不公平條款。

香港在不公平條款方面的法律濟助

針對該等不公平條款而提供補救的唯一法規是《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458章)(以下簡稱《條例》)。法庭可根據《條例》裁定此等不公平條款不可強制執行。上述不公平條款的若干例子包括﹕容許供應商在沒有給予消費者事先通知情況下,單方面更改合約條款﹔詳細規定消費者提前終止合約服務時的應付費用﹔以及容許供應商為根據合約規定已到期的服務自動續約。但問題是,在保障消費者免受此等不公平條款的損害方面,《條例》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條例》第5(1)條規定,法庭若要裁定被質疑的條款為不可強制執行,便必須裁定該條款是「不合情理」。雖然 《條例》並沒有明確界定甚麼構成「不合情理」條款,但第6(1)條提供了一個非詳盡的列表,列出了法庭於裁定是否存在不合情理情況時所須考慮的因素,例如﹕訂約方的相對議價能力﹔消費者能否依據與原來條款有別的其他條款,自其他方取得相同的商品或服務。此外,根據原訟法庭在Shum Kit Ching v Caesar Beauty Centre Ltd [2003] 3 HKLRD422一案中的判決,目前的情況似乎是﹕法庭在裁定某項合約條款就《條例》第5(1)條而言,是否屬於「不合情理」時,必須考慮與爭議點相關的「所有情況」,以及第6(1)條所列出的各項合適因素。

正是基於此等情況—相關法律用語(或缺乏此等用語)及其司法解釋—才明確顯示《條例》本身力有不逮:正如消費者委員會於2012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書中所指出的,「法庭將會著眼於雙方於交易過程中產生不公平的整體情況及行為,而不單單是條款的意思及影響」。

法庭採取這一「整體方式」,意味著單一項不公平條款,其本身並不能根據《條例》來確定其為不合情理及不可強制執行。相反,目前的情況似乎是﹕只要在合約形成的過程中存在程序公正,則任何單項條款中的實質性不公平可無需理會,而不能根據《條例》裁定其為不合情理。自《條例》於1995年生效後,能夠成功根據《條例》提出申索的情況絕無僅有(總數只有四宗),這再次證明是項法例在為消費者提供保障方面,是嚴重力有不逮。相比之下,提供相同保障的英國法例《消費合約不公平條款規例1999》(the Unfair Terms in Consumer Contracts Regulations 1999 (以下簡稱《不公平條款規例》),其在保障消費者免受不公平合約條款損害方面,成效遠勝《條例》。

英國在不公平條款方面的法律濟助

根據英國的《不公平條款規例》第8(1)條,任何合約條款如被裁定為「不公平」,該條款便不可強制執行。根據該規例第5(1)條,「不公平」條款是指一項「導致雙方在權利及義務方面顯著失衡......給消費者造成損害」的條款。除了該規例《附表二》載有一個非詳盡的列表,列明若干可被視為不公平的條款外,一系列與《不公平條款規例》之施行有關的判例法也已被確立,從而為該規例的適用提供了進一步指引,其中包括一項由英國上議院作出的裁決(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 v First National Bank Plc [2001] UKHL 52)。該裁決就「顯著失衡」的含義作出進一步闡明,意謂「條款的內容側重供應商的利益,以致訂約雙方在相關合約下的權利與義務,顯著地偏向供應商的一方」。上議院在該項裁決中,同時討論了消費合約的「誠信」概念,而該項裁決形容這一概念所要求的,是進行「公平及公開的交易」,而有關條款是 「全面、清晰、明確地表達,當中不含任何隱藏的陷阱或缺陷」,而在有關交易中,供應商並沒有趁消費者處於「不得不簽約、貧窮、經驗不足、不熟悉合約之主要標的,[或]欠缺議價能力」的情況下乘機圖利。

此外,上議院的該項裁決,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法庭如何就不公平作出裁定,其中包括:合約載有相關條款與並無載有相關條款,將會產生有何不同的影響﹔該項條款對交易實質的影響﹔該消費者如已事先得悉該條款,他是否仍會對此感到詫異﹔該項條款是否標準條款﹔以及,是否可以合理預期消費者會反對列入該項條款。

英國對《不公平條款規例》所作的此等闡明和解釋,使該項法例的效用得以加強,能夠一直(並且將繼續)成功地於不同案例中援引,保障英國消費者免受不公平合約條款的損害,並促使營商者重新考慮(及重寫)其標準格式合約中的多項條款。這令人關注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條例》與英國的相關法例比較,其效能為何如此不足﹖而解釋這法律範疇方面的判例,為何又如此稀缺﹖

可能有人會說,《條例》與《不公平條款規例》比較,二者的效能有如此大的差距,是因為《條例》與《不公平條款規例》之間存在實質上的差異。然而,上述的說法並不正確。即使香港法院採取的是「整體方式」(從而難以確認某一項不公平條款是否不合情理及不可強制執行),但它與《不公平條款規例》實際上並無區別。《不公平條款規例》第6(1)條要求英國法院在評估某項合約條款的公平性時,須考慮「在訂約當時的所有相關情況,以及考慮該合約的所有其他條款」。

此外,雖然《不公平條款規例》提述的是「不公平」條款,而並非如《條例》般提述 「不合情理」條款,但此等用語其實並無實質性區別,因為這兩個形容詞的定義性導向(分別載明於該兩項法例中)實質相同。然而,根據《條例》提出起訴,以及在要求法庭裁定不公平條款為不可強制執行的訴訟中取得勝訴,此等情況皆絕無僅有,原因可能正是因為用語上的不同。

香港就不公平條款提出申索的情況罕見

「不合情理」一詞,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令人感到構成一個其標準較「不公平」為高的測試:若然如此,那麼一項合約條款假如純粹屬於不公平,則它將不能享有《條例》所提供的保障。也許,只有當該條款是屬於嚴重不公平時,它才可以成為不可強制執行。事實上,在《條例》制定以前,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9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書中,曾表示關注到「測定不合情理程度的辦法非常高深,而且,這比測定不公平程度的辦法更困難」,亦正因如此,法律改革委員會當時認為在建議的《條例》中使用該用語,意味著該項法例將只「適用於非常罕見的極端個案」。事實上,在《條例》通過後的19個年頭裡,它幾乎沒有產生過任何實際作用,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所表示的關注,看來也並非於理無據。

香港罕見有人根據《條例》提出與標準格式消費合約的不公平條款有關的申索,其另一原因可能是香港並無成立任何與英國的「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地位相當的機構(那是一個代表權利被侵害的消費者進行申索,並提起代表人訴訟的消費者權益機構)。事實上,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已曾明確表示,該會並非一個執法機構﹔2008年,該會指出權利被侵害的消費者享有的唯一補救方法,是由該消費者自行提起民事訴訟。但消委會也承認,這將會是一項「艱鉅工作」。

改革建議

基於此等致使《條例》缺乏其應有效能的原因,以及與標準格式消費合約中的不公平條款有關的消費者保障制度無法產生實效,香港確有進行改革的迫切需要。事實上,消費者委員會在2008年已關注到保障消費者的架構,於標準格式消費合約中納入不公平條款方面,確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因為它「低於其他相類的先進經濟體系的標準,因而必須正視」。

消費者委員會在2008年所提出的一項建議(雖未加以闡述),是制定「消費者合約不公平條款條例」(近似英國的《不公平條款規例》),用以取代(或補充)《條例》。一如其名,該法例所針對的應是「不公平」條款,而非「不合情理」條款,以免後者在無意情況下,背負了一個較純粹「不公平」標準為高的測試。這項改革建議如果得到認真考慮,它事實上已有一個現成的,以《不公平條款規例》為基礎,可供我們採納或調整的法律框架﹔同時,它也有一套馬上可供我們援引的英國判例,讓本地法官在運用相關法規方面獲得適切指引。

另一項改革建議,是港府設立一個類似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的執法機構,代表權利被侵害的消費者提起訴訟。又或是,我們可以考慮通過立法,擴大消費者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賦予其更直接履行法定職能的執法權力,「保障及促進……消費者權益」(《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216章)第4(1)條)。

結論

不管怎樣,標準格式消費合約中存在不公平條款的情況普遍,有意見因此認為,作為一項專門及唯一針對不公平條款(免責條款及彌償條款除外)的本地法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的效能確是強差人意的。因此,香港必須針對標準格式合約的不公平條款,對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進行迫切改革,以減少香港消費者受剝削的情況,及糾正消費者與企業實體之間的議價力量失衡情況。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經濟體及亞洲的卓越商業中心,她在保障消費者法例的制訂方面,不單不可落後於人,更要至少成為中國神州大地的一個典範。

Lee Mason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Lee Mason擁有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大律師資格,亦是CEDR及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的認證調解員。作為香港大學法學系助理教授,他在合約法方面著作甚豐,目前正進行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