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Security Law, “Lawyer/Client” Communications and “Journalistic Material”

A & B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2021] HKCFI 1801案是同類案件中的第一宗,案中申請人聲稱與企業律師的通訊享有法律意見保密權。《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規則》附表7訂明作出提交令的規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按照第四十三條的文意,維持涉案通訊享有法律意見保密權的裁決。相關的聲稱──「新聞材料」受到保護──則被法庭駁回。案件的結果具有重大意義。

法律專業保密權

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在《實施細則》附表6(截聽及監察)及附表7(提供資料和提交物料)得到認同。法律專業保密權指法律意見保密權和訴訟特權。在A & B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案,申請人的內部法律部門的通訊包含法律意見,有見及此,申請人聲稱有關通訊享有保密權。一旦申請人獲判勝訴,前述特權就無可能被對立的政策所凌駕──根據同樣意義,除非因為法例中的明文規定或必然含意而被凌駕(在香港是非常的罕見),否則法律專業保密權不只是基本權利,同時亦是絕對的權利。

香港律師會於2020年6月11日就《國家安全法》發表「初步意見」。正如律師會在第10段所述:

「我們亦指出,相關法例不應干涉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通訊。法律專業保密權按照《基本法》受到保護,亦是所有法人的基本普通法權利,不會受任何其他政策削弱。」

「不會受到任何其他政策削弱」的說法,說明由法律專業保密權提供的保護是絕對的,並且貫徹(例如)香港特區和英格蘭及威爾斯等司法管轄區之內的上訴法院判例法。

有幾個相關論點同樣值得留意。

  • 在執法機構已取得提交令的背景下,處理有關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時有守則可循。該守則已在經典案例Citic Pacific (No. 2) [2015] 4 HKLRD 20列明。
  • 基於在A & B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案關於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以及法庭在察看已封存品目一事上的作用,受爭議的文件沒有給公諸於世。然而,訴訟特權似乎不是爭議點──因此,那是另一天在另一案件所處理的問題。
  • 關於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需要以一份在宣誓下作出的陳述做支持,當中列明每份文件支持聲稱的理據。按正確理解,不論當事人及其律師知道或明白的狀況是怎麼樣的,法庭難以就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聲稱作出裁決。
  • 助長罪惡的通訊不能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的保護──所謂「欺詐∕犯罪的除外」(fraud/crime exception)。這不大算得上是例外情況;相反,它說明了這一類通訊沒有特權保護。
  • 《實施細則》附表6第13條分辨幾種「特殊情況」,在這些情況下,警方可獲授權秘密監察律師。簡單而言,就是有關當局有合理理由相信,(譬如說)律師,或與該律師一起工作或居住的其他人,曾經作出某項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某次通訊是為達到某犯罪目的而作出的──即便如此,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繼續享有保密權。

新聞材料

在A & B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案,關於「新聞材料」的聲稱不被接納;有關材料顯然不是新聞材料。法庭亦指出,附表7沒有定義何謂新聞材料,跟《實施細則》附表6不一樣──然而,基於對新聞自由的重視,雖然是以附表7關於作出提交令的規定所適用的獨立制度為背景,法庭認為,這個詞語(「新聞材料」應有一個寬鬆的解釋。附表6正好相反,它採用的涵義跟《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82條所界定的新聞材料是一樣的。

結果是,新聞材料受保護的方式,有別於通訊或材料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方式。然而,警方如果(根據附表6)申請進行秘密截聽或監察的授權,就必須預先披露他們將會取得的資料可有可能是新聞材料。A & B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案的情況正好相反,附表7沒有明確提到新聞材料,但法庭似乎接納一點:在考慮是否作出或修改提交令的時候,這樣的材料被找了出來是相關的考慮因素。

全文重點

記者跟(例如)會計師、醫生、稅務顧問、財務顧問,甚至是風水師或牧師很相似,經常處理機密資料──有些甚至聲稱自己不時提供法律意見。然而,只有與律師的通訊,而律師確實在通訊中給予法律意見,才享有法律意見保密權。保密權不是法律專業的競爭優勢──倒反映出權利是絕對的,而為了將權利保留在可容許的範圍內,只限律師及其當事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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