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大約130年前,Louis Brandeis 和Samuel Warren曾經指出:「任何人在人身與財產方面,皆應獲得充分的保護。這是一項如普通法般,具有相同悠久歷史的原則;然而,我們亦有需要對這項保護的確切性質和範圍不時重新下定義。」

本年5月,英國最高法院在PJS一案中裁定此等需要確實存在。在該案中,一名聲請人成功要求法院頒發一項不得披露相關人士身份的私隱禁制令,禁止英國的傳媒披露他與兩名其他人士之間的性接觸細節。此外,英國最高法院亦裁定,任何人的私隱如被侵犯,他有權要求法院頒發有關的禁制令,即便其所要求禁制的內容已是廣為人知,並可以輕易地透過在互聯網的搜尋來加以確認。這項裁決,使私隱保護法例從其根源-保密法-中獨立出來。本期的《侵權》特稿,對這項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作出了論述,並主張香港法院應當予以跟從。

本期(九月號)的一篇題為《受聘擔任企業法律顧問》的文章,論述了律師在轉職擔任企業法律顧問之前,應當先行仔細考慮的一些涉及個人和專業方面的重要因素;而另一篇刊於《監管》專欄的文章,則論述了當金融機構有任何不當行為時,美國的檢察或監管部門如何運用「延後起訴協議」來與其達成某種安排。作者在文中探討了上述舉措對香港金融機構的潛在影響,以及本地執法機構在未來是否有可能採取美國的類似做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讀者別忙了閱讀關於Gunboat Justice: British and American Law Courts in China and Japan (1842–1943)這本著作的《新書速遞》,以及一篇刊於《執業管理》專欄的文章。該文論述了傳統與非傳統媒體的整合,會使律師事務所面對一些甚麼陷阱,以及其對客戶如何理解律師事務所,和如何使用法律服務,具有一些甚麼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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