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否到了採用無過錯離婚的時候?

 

導言

去年,歐文斯訴歐文斯[2018] AC899(Owens v Owens [2018] AC 899)一案引起了人們對英格蘭及威爾士離婚法律框架的極大關注。

簡而言之,在歐文斯夫人(Mrs. Owens)於2015年搬出婚姻居所之前,此案涉及的當事人已經結婚三十七年。搬出去幾個月後,歐文斯夫人以《1973年婚姻訴訟法令》(「該法令」)第1(1)及1(2)(b)條為依據提交了離婚呈請。也就是說,婚姻已經無可挽回地破裂了。作為支持其聲稱,歐文斯夫人力圖用二十七個歐文斯先生行為的具體例子來證明為什麽不能合理地期望她與丈夫生活在一起。歐文斯先生不承認他的行為方式導致不能合理地期望他的妻子與他生活在一起,他就呈請書進行了抗辯。遺憾的是,儘管認定婚姻破裂是事實,但審判法官仍然認為,歐文斯夫人未能證明她丈夫的行為方式使她不能合理地期望與他生活在一起,她的離婚逞請被駁回。

歐文斯夫人首先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然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對於歐文斯夫人來說,遺憾的是,她兩次上訴都沒有成功。上訴法院認為,主審法官在評估歐文斯先生的行為對歐文斯夫人的影響以及通過進行三個階段的查究來解釋該法令第1(2)(b)條時,正確地應用了法律:

a. 參照呈請書中對有關行為的指稱,以裁定答辯人作出或沒有作出的事情;
b. 根據該個別呈請人的個性和性情,以及該行為發生的所有環境,評估該行為對該呈請人的影響;及
c. 基於答辯人的行為以及鑒於其對呈請人的影響,評估期望呈請人繼續與答辯人生活是否不合理。

鑒於歐文斯先生不同意離婚,歐文斯夫人不能依靠兩年分居的理由(該法令第1(2)(d)條),而現在處於不得不等到2020年的不幸境地;那是首先搬出婚姻居所大約五年後,她才能開始離婚法律程序(該法令第1(2)(e)條)。

香港現行離婚法律框架

《婚姻訴訟條例》第179章列出提交離婚呈請的規限條文。與英格蘭及威爾士相似,在香港,提出離婚呈請的唯一理由是婚姻已經破裂,無法挽回(《婚姻訴訟條例》第11條)。

為了「令法院信納」婚姻已經破裂,《婚姻訴訟條例》第11A(2)條列出了呈請人可以依賴的五種不同情况。在五個選項中,有三個與另一方的行為有關—即通姦《婚姻訴訟條例》第11A(2)(a)條,不合理行為《婚姻訴訟條例》第11A(2)(b)條和在緊接提交呈請書之前連續至少一年的遺棄《婚姻訴訟條例》第11A(2)(e)條。其餘的「非行為」選擇是雙方已分居一年,而答辯人同意離婚《婚姻訴訟條例》第11A(2)(c)條,或如果雙方已分居兩年,則無須同意離婚《婚姻訴訟條例》第11(2)(d)條。

因此,如果感覺受委屈的配偶希望以非爭議性的方式開始離婚法律程序,他們需要在徵得另一方同意之前等待一年,或者等待兩年才能開始正式結束婚姻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如果感覺受委屈的配偶决定立即提出離婚法律呈請,他們必須詳細列舉另一配偶的行為(但須受法定限制,即雙方在根據《婚姻訴訟條例》第12條提交離婚呈請前最少結婚一年)。

何謂「不合理行為」?

在香港,不論是否基於溫和的細節或其他方面,一項基於11(2)(b)條行為的呈請通常稱為「不合理行為呈請」。「溫和的細節」呈請書的草擬方式,是意圖限制或減少可能對答辯人造成的冒犯,希望這會防止呈請書被抗辯。具「溫和的細節列舉」的呈請將保留呈請人(在答辯人力圖對呈請抗辯時)修改細節和申辯更多細節的權利,其措辭通常如下:

「答辯人的行為方式使人不能合理地期望呈請人與答辯人生活在一起。呈請人將依賴以下指稱的事項:

i. 答辯人通過展示不同的價值觀和態度,在排除呈請人之外的情况下,曾經過著他/她的生活。
ii. 答辯人未能以與幸福婚姻相稱的方式與呈請人溝通。
iii. 答辯人沒有向呈請人表示愛意和親情。
iv. 上述情况已令呈請人相當苦惱,以致他/她不能再與答辯人保持婚姻關係。」

在另一個極端,基於完全細節列舉的行為的呈請則意味著什麽都可以。

在歐文斯訴歐文斯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威爾遜法官(Lord Wilson)在第37段很有幫助地解釋說,「『不合理行為』一直是家事律師對該法律條款內容的簡略描述。但這是錯誤的。該條款並不要求該行為是不合理的,而是要求期望繼續共同生活應該是不合理的」。

黑爾女法官(Lady Hate)同樣回應了威爾遜法官對「不合理行為」這一誤導性簡略概念的疑慮,並接著說,對「不合理行為」的尋找反過來又導致了對誰更應該受到責備的尋找,這也是無關緊要的。

令人遺憾的是,在香港,採用這種不準確的簡略概念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閱讀上述「溫和的不合理行為細節」時,可以理解為何很多業外人士難以明白,儘管呈請人被要求提供答辯人的行為細節,以令法庭信納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回,但《婚姻訴訟條例》並無規定答辯人的行為與婚姻破裂之間有因果關係。

答辯人在呈請書中描述其指稱的行為的方式,往往為訴訟的其餘部分定下基調。雖然許多律師積極鼓勵當事人使用溫和的不合理行為細節提出呈請,但這並不能保證答辯人會,或能够,承認他們的行為在任何方面都是導致婚姻破裂的一個因素。家事法從業人員會在其職業生涯的某個時間點遇到難搞的答辯人,他/她根本無法接受最溫和的行為細節,並堅持呈請實際上應該按照呈請人的行為進行,儘管法院一再堅定地建議不會「支持任何對失敗婚姻進行代價高昂且往往徒勞無益的追溯調查,這往往會耗盡當事人(和法院)的資源,並增加對抗和阻礙和解」。(LWK v DD (2010)13 HKCFAR 537)

司法部報告中的建議

歐文斯訴歐文斯案後,英國政府進行了為期12周的公衆諮詢,並於2019年4月發表了關於離婚法律要求改革建議的諮詢文件。英國政府承認有必要進行改革,「使離婚法與更廣泛的家事法中採取的非對抗性做法保持一致,並認識到,不引入衝突或加劇衝突的法律程序,將更好地支持成年人對自己的未來負責,最重要的是對他們子女的未來負責」。

在承認英格蘭及威爾士目前的離婚法律程序違反了這些規定的原則,並事實上要求進行對抗性程序的同時,建議對法律進行的改革如下:

i. 保留: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已無可挽回地破裂這一點,作為可准予離婚或解除關係的唯一理由;
ii. 引入共同申請的選項;
iii. 除司法管轄權、訴訟能力和脅迫或虛假申請等先前存在的特殊法律理由外,取消對批准離婚提出異議的能力。
iv. 引入從提交呈請書到「絕對判令」的最低六個月的時間框架,並保留宣布「暫准判令」階段。
v. 保留限制不可在結婚第一年作離婚及解除婚姻申請;及
vi. 令離婚程序中使用的各種術語現代化。

英國政府何時會有議會時間和機會對其立法進行修改仍有待觀察,但在現階段,似乎不太可能提早到能為歐文斯夫人提供任何濟助。

香港的變化?

與英格蘭及威爾士不同的是,在香港,我們已經享受到非基於行為的離婚縮短分居期限的好處。雙方還可以選擇共同提出解除婚姻的申請,儘管雙方仍需分居至少一年
《婚姻訴訟條例》第11(b)條。

與香港最相關的兩項改革建議是取代《婚姻訴訟條例》第11A和11B條,由一方或雙方通知法院,指出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回,並取消了答辯人對離婚抗辯的能力。

由來已久,法院的職責不是調查婚姻破裂的原因,而呈請中的細節通常與財務資產的劃分或子女的安排無關。離婚只應基於法律理由(如管轄權、婚姻的法律效力、法律程序的遵從性)拒絕,而不是因為另一方無法接受婚姻已經結束或拒絕允許離婚繼續進行。目前的立法並沒有幫助各方關注未來,而是要求各方重複討論過去的錯誤。基於行為的離婚理由只是鼓勵拖延,有時還被答辯人用來阻撓呈請人繼續他們的生活的願望。

雖然乍一看,基於分居的呈請似乎是基於行為的呈請的一個可行的選擇,並且沒有必要改變當前的理由,但實際上,基於分居的離婚可能不是所有夫婦的可行選擇,例如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居住在政府住房中的家庭。在離婚前雙方不能選擇分居的情况下,基於分居的離婚只會延長苦楚和悲痛,特別是如果家庭在獲發出附屬濟助令之前無法負擔住在兩個不同的家庭中的情況。

為了那些從事家事法的業界人士「⋯⋯採取更積極主動的心態,通過有效和適當的方式解决家庭糾紛⋯⋯」。(LLC v LMWA[2019]2HKLRD 529),有人建議起點必須是呈請書的形式和離婚法律程序開始的方式。當開局截擊是爆炸性基於行為的呈請書時,要求配偶「有和解的意識」顯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結論

《婚姻訴訟條例》最初於1967年制定,而上一次修訂第11A條是在1995年。自那以後,家事法在配偶之間公平分配資產,承認婚姻是平等的夥伴關係,以及在香港制定反歧視法律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同樣地,法律的變化將是一種自然的演變,令離婚呈請不需要答辯人的行為清單來使法院信納婚姻已經破裂。法律沒有充分的理由力圖延長其法律關係的時間超過確保為未來作出適當安排所需的時間。向法庭提交一份無可挽回的婚姻破裂聲明書,是一種中立和非對抗性的做法,因此應在香港採用,因為這符合現代處理家庭糾紛的態度。如果前配偶之間有任何機會發展健康的離婚後關係,特別是在涉及子女的情况下,離婚法律程序必須有一個更積極和建設性的開端。

Jurisdictions: 

Central Chambers大律師

Sasha Allison是一名專門從事家事法的大律師。她的工作涉及從生到死的法律問題。在加入香港大律師隊伍之前,Sasha是香港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家事法律部的執業律師。她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家事調解員、特許仲裁員協會資深會員及香港大學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家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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