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騷擾的禁制令

很遺憾,騷擾在香港很普遍。許多人也接過騷擾電話,或回家後發現家門被潑油,或被寫上追債的大字。不幸地,許多房東和商人認為,用強力手段獲取賠償比通過法院更便宜有效。這是個不良的傳統,不符法治,損害了香港的生活質素。本文旨在協助騷擾的受害者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收債人、房東、前商業夥伴、現任或前任配偶的騷擾,可通過申請臨時禁制令來解決,限制對方進行禁制令所述的行為。申請應附有誓詞或誓章,提供騷擾行為的詳細證據,亦必須隨附要求法庭作出的草擬禁令,通常會進行緊急聆訊。若不緊急採取行動,法庭可能會認為事情不如所稱那麼嚴重,在某些情況下拒絕批准。

針對騷擾獲取臨時禁制令,以往有法律上的困難,但近年來隨著判例的發展,這些困難已大大減少。

臨時禁制令是民事訴訟中的一種臨時濟助形式。因此,臨時禁制令的申請人必須對被申請人具備訴訟理由。在騷擾涉及攻擊或侵入的侵權行為時,則沒有法律上的困難。 同樣,在房東騷擾房客的情況下,房東違反了普通法中租約隱含的房東可不受騷擾享用房屋的權利,因此引起違反合約的申索。

當騷擾並不構成攻擊或侵入,而是由與受害者沒有合約關係的人進行,過去曾出現過法律困難。常見的例子包括滋擾電話、威脅、在工作場所使人尷尬以施加壓力、以虛假名義訂購商品或服務、跟踪和濫用個人資料,例如「起底」。

這些形式的騷擾中,有些涉及侵犯個人私隱,因而受到《人權法案》第14條保護。國家有義務確保公民享有《人權法案》規定的權利,以便私隱權未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充分保障的受害者,就此向政府進行司法覆核,正如在不被強迫勞動的權利方面(ZN v Secretary forJustice [2018] 3 HKLRD 778)和不遭受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權利方面(陳基裘 v HKSARG, HCAL1747/2019),均曾勝訴。然而,隨著私法的發展以提供足夠的救濟,這可能並非必需的。

騷擾他人的行為有時會構成恐嚇。恐嚇涉及一個人(D)威脅要對另一個人(P)進行違法行為,除非P以D希望的方式行事,或應該預見會對P造成損失,並且P按照威脅要求的方式行事,而結果遭受損失。因此,恐嚇往往與已經發生的事件有關,但早於Rookes v Barnard [1964]AC 1129案,上議院就確認了可以使用禁制令來阻止恐嚇。

並非所有騷擾都被上述的恐嚇定義涵蓋。可能沒有明確的威脅,或者騷擾可能具有恐嚇以外的其他目的,例如報復或僅僅是引起煩惱的樂趣。直至1997年,英國法律都沒有騷擾的侵權行為,這個法律上的缺漏涉及例如被拒絕的戀人報復。英格蘭上訴法院試圖在Khorasandjian v Bush ([1993] QB 727)案處理這個情況,把滋擾擴大到涵蓋這種行為,從而能夠發出禁制令。

然而,在Hunter v Canary Wharf [1997] AC 655案中,上議院明確拒絕了這個方法,裁決認為,只有在土地上具有合法權益的人而安靜地享用土地的權力受到騷擾行為干擾,才能就滋擾進行訴訟。Khorasandjian v Bush 案的受害者對所居住的公寓沒有任何權益。

Hunter案例在香港的Ng Hoi Sze v Yuen Sha Sha CACV 93/1999案被應用,其定下的原則現已成為法律。財產的合法租戶可就滋擾提起訴訟,但持牌人或租戶的受養家庭成員則不能。

在英格蘭,《1997年保護免受騷擾法案》引入騷擾罪和騷擾的法定侵權行為,並訂立就騷擾發出禁制令條款。上議院在Hunter引用了法案,推翻Khorasandjian案的判決。

香港沒有與英國《保護免受騷擾法案》同等的法例。然而,香港法院仍然訂立了普通法的騷擾侵權行為,以彌補法律上明顯存在的空白。

在Wong Tai Wai, David v HKSAR Government, 2004 HKCA 260; CACV19/2003案中,上訴法院必須考慮以未披露合理訴訟理由為原因剔除騷擾聲稱的申請。上訴法院因下列理由拒絕:

(1) 由於英國的法律在香港沒有同等的法律條文,因此難以從英國法院獲得普通法的指引;

(2) 普通法中可說存在騷擾本身的侵權行為,或作為故意(或魯莽)造成傷害(肉體或精神)侵權行為的一部分;

(3) 對於故意(或魯莽)造成傷害的侵權行為,如果存在,是否造成損害存有爭議;

(4) 即使現時在英格蘭的普通法中不存在這兩種(或其中一種)侵權行為(至少在騷擾方面存在立法干預,從而消除了訂立普通法的必要性),香港的普通法可能包含這些侵權行為;和

(5) 實際遭受身體傷害或已知精神疾病,是否侵權行為的要素,還是僅僅痛苦或屈辱就已足夠。

最近,香港法院原訟判決一再認為,在香港普通法中,騷擾侵權行為是存在的。

Lau Tat Wai v Yip Lai Kuen Joey [2015] 2 HKLRD 1197一案中,陳慶偉法官裁定香港存在騷擾的普通法侵權行為,其構成是當事人的行為原因,無論是直接或通過第三方採取的言語或行動,在本質上足夠地重複,而他應該合理地知道這種行為會引起擔憂、情緒困擾或使他人煩惱。在得出這個結論時,法官參考了新加坡普通法的發展,該國自2001年以來就認定了騷擾的普通法侵權行為(Malcolmson v Mehta [2001] 4 SLR 454),並承認自英國1997年法案制定以來,英國法律已不再是香港法律發展的指南。

Lau一案中,當事人遭受前女友異常嚴重而破壞性騷擾,時歷六年,嚴重損害了他的事業。被告人的行為殘酷,令法官邁出了重要一步,頒布禁制令來限制行為(及重大損失)。法官在判決書中的禁制令成為了示範,在此後的案件中應用。

此後不久,在Poon Seong Teresa & Ors v Chan Norman & Anor [2014] 5 HKLRD 60案中,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陳靜芬不同意Lau Tat Wai案的判決,並認為香港沒有騷擾侵權行為。但是,這項意見是有疏漏的,因為沒有考慮上訴法院就Wong Tai Wai, David案的判決。

在Lin Man Yuen v Kin M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2015] HKCFI 919; HCA 216/2018 (3 June 2015)案中,陸啟康法官跟隨Lau案的看法,認為香港法律存在騷擾侵權行為。Lau的案例亦應用於Law Ka Yan, Thompson v Ho Kang Wing HCA1926/2015案(陳嘉信法官)及Law LaiKwan v Intrend Finance Ltd DCCJ1035/2015案(鄧少雄裁法官)。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Commissioner of Police v Persons Unlawfully conducting themselves in any of the acts prohibited under paragraphs 1 A, B or C of the Statement of Claim [2019] 5 HKLRD 500一案,重新檢視了這個問題。警務處處長成功申請反騷擾的臨時禁制令,禁制2019年抗議事件中的不知名人士對警察和他們的家人進行「起底」。高浩文法官擴展了陳法官在Lau案中提出的騷擾定義:

「22. 香港公認的普通法下的騷擾行為,通常涉及一個人直接或通過第三方作出的言語或行為,在本質上足夠地重複,而他應該合理地知道這種行為會引起擔憂、情緒困擾或使他人煩惱。所需要的精神因素是不在乎受害者是否會因該行為而遭受傷害。必須對受害者造成傷害,才構成完整的侵權行為。騷擾會導致一系列反應,從身體傷害至單純屈辱。在特定情況下必須達至正確的平衡。焦慮亦能造成損害,經濟損失也可以彌補。

23. 就其他案件中對騷擾行為在香港法律中不被承認的爭論,我並不同意。無論如何,至少有足夠認真的論點可以論證,確實存在這樣的侵權行為,在考慮發出臨時禁制令時,有理由在此基礎上進行訴訟。」

高浩文法官今年在X & Anor v Z & Anor [2020] HKCFI 426; HCA414/2020中再次採用了該測試,判決涉及私人之間的爭議。

因此,現在可以肯定地說,騷擾侵權行為至少在可以用作授予臨時禁制令的基礎,故現在已有針對所有形式騷擾的法律濟助措施。

只有在有可靠證據支持下,法院才會批准禁制令。正如任何其他向法院提出的申請一樣,準備誓章的事實材料的規則相同,應出示任何物理證據的照片,例如潑漆、油漆寫上的大字或刑事損壞。在通常情況下,騷擾是由大量重複的行為組成,因此建議受害者保存這些事件的記錄,並在誓章中展示出來。若騷擾涉及滋擾電話,則應獲取並出展受害者的電話帳單記錄。若騷擾可能構成犯罪,例如刑事毁壞、刑事恐嚇或毆打,則應向警方舉報,並出示舉報記錄。只要準備充足,受害者不難獲法院批准發出適當的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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