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無力償債案的最新進展:香港法院拒絕對上市公司進行清盤,因債權人未能顯示 「有形利益」

引言

Re China Huiyuan Group Ltd [2020] HKCFI 2940一案中,原訟法庭拒絕對一家在香港上市的開曼公司進行清盤,因為原訟法庭認為,呈請人未能證明在作出清盤令後,債權人確實有可能獲得實際利益。

案情

SDFIII Holdings Limited(以下簡稱「呈請人」)以資不抵債為由,發出對China Huiyuan Juice Group Limited(以下簡稱「該公司」)進行清盤的呈請。各方對該債務沒有爭議。

該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該公司的資產包括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所有權,該等附屬公司在中國內地擁有附屬公司,而該等附屬公司又擁有該公司的相關資產,並開展生產及其他業務。

對該公司無爭議的是,該公司已資不抵債。該公司要求押後該呈請,以推進該公司的債務重組。由於股份已暫停買賣,而該公司亦面臨潛在的退市問題,該公司認為重組是令集團業務重回正軌的唯一方法,長遠而言,對該公司的債權人是有利的。

因此,法院將裁定是否立即發出清盤令或批准延期。

爭議點

爭議點如下:-

  1. 指導法院行使酌情性裁量權對外國註冊公司進行清盤的原則是什麽;
  2. 這裏的清盤令是否符合上述原則;以及
  3. 是否應准予延期。

原則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 章)第 327 條,香港法院有司法管轄權將在外地成立的公司清盤。然而,最適合將公司清盤的司法管轄區是該公司成立的司法管轄區。多年來,香港法院制定了三條標準,以評估是否有充分理由作出清盤令,這些標準如下(常稱「三項核心要求」):

  1. 必須與香港有足够的聯繫。
  2. 清盤令必須有合理的可能性令申請人受惠;及
  3. 法院必須能够對一人或多人行使管轄權,以分配公司的資產。

單單上市的事實就足以構成與香港的聯繫,符合第一項核心要求。一般而言,香港會有其他債權人,他們會符合第三項核心要求。

關於第二項核心要求,上訴法院在最近Shang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td v Arjowiggins HKK 2 Ltd [2020] HKEC 2290一案的判決中澄清,呈請人有必要通過證據證明債權人有獲得有形利益的真實可能性,並且應在呈請書中援引並列舉證據,否則呈請書可被駁回。潛在的假設性利益是不足够的。

該呈請人試圖依靠以下幾點來符合第二項核心要求:---

i. 將上市公司的價值變現

法院注意到,上市公司的價值似乎已經降到了常規重組的費用。這情況不足以使法院假定:上市公司的價值可以變現為(對債權人來說)具有相當份量的利益價值。

必須要有證據證明,上市公司變現的前景是真實的,而不是假設的,其金額能給債權人帶來有意義的回報,而不是金額太小,以至於債權人很可能對是否獲得回報漠不關心。

ii. 獲取中國內地的資產

要取得該公司的內地附屬公司的控制權,香港法院委任的清盤人必須先被委任為內地附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的清盤人。根據一般規則,法院只會按普通法承認根據公司成立為法團的地方的法律所委任的清 盤人的權力,但由境外清盤人在離岸司法管轄區引入的債務償還安排則除外。

因此,在香港委任的清盤人不大可能在英屬處女群島獲得認可,因而無法控制英屬處女群島的附屬公司,這意味著內地公司也不能受到控制,因此在香港將公司清盤實際上不能獲得任何利益。

iii. 就未經授權貸款向大股東提出 的申索

呈請人亦投訴公司管理層的誠信問題,其中包括向一名大股東的個人公司提供貸款。該等貸款被發現是由該公司的內地附屬公司在內地作出。

由於清盤人的委任在內地不獲承認,因此不可採取進一步行動。

綜上所述,呈請人沒有證明其將從公司在香港的清盤中獲得實際利益,因此第二項核心要求不獲符合。

公司申請延期,以便其進行重組

雖然法院並不信納該公司提供了一個連貫的計劃,「量化了對債權人的預期回報」,但法院決定在作出裁判前,讓各方有時間就其擬議重組的進展詳細援引進一步的證據。

實際影響

由於舉證門檻已提高,法院不會再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假設上市公司的變現構成真正的利益,因此,在香港上市的離岸註冊公司的清盤會較為困難,因為這些上市公司利用中介的離岸控股架構在內地持有其最終業務和運作的情況非常普遍。

債權人應慎重考慮是否值得在香港提出呈請,而不是直接到相關的離岸司法管轄區提出呈請;如果呈請人聲稱以上市的價值為實際利益,則必須舉證證明在作出清盤令後,總的來說會證明所稱情況屬實。

僅僅提交一份宣誓書,讓宣誓人簡單地念叨這是他的信念,是不够的。我們必須由熟悉香港聯合交易所現行做法及上市公司現時價值的證人提供證據。

Jurisdictions

香港事務律師

朱喬華是一個香港事務律師,專注於訴訟和另類排解糾紛程序。

他的經驗包括在香港首宗涉及加密貨幣的訴訟中代表成功的一方,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議下代表醫療保健行業在審查機構面前挑戰政府的招標結果。

在成為律師之前,朱律師曾在醫療行業工作,擔任私立醫院的資訊科技部門主管並監督採購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