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強GBM, SC, JP 及David W. Rivkin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聯席主席

 

袁國強GBM, SC, JP是Temple Chambers的仲裁員、調解員和大律師,曾任香港律政司司長;David W. Rivkin是Debevoise & Plimpton’s國際爭議解決小組聯席主席、國際律師協會(IBA)前任主席;二人獲委任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聯席主席,於2020年6月15日起接任Matthew Gearing QC的工作。*

開始從事仲裁

袁國強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修讀法律。**他於1988年成為大律師,並於2003年獲任命為資深大律師。在2007年至2009年期間,他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會長。在2012年至2018年期間,他擔任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離任後,他重返私人執業。他一直與仲裁界保持聯繫,在修讀LLB時選擇國際貿易法作為選修課程,已首次接觸這個執業領域。成為大律師執業後,他參加了由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CIArb)舉辦的仲裁課程,並開始從事仲裁工作。在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他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

Rivkin在紐約出生長大。他的父母非常投入國際事務,令他也有興趣於全球事務。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Rivkin擔任Luther M. Swygert議員的助理,後者是1980-81年美國芝加哥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及後加入Debevoise & Plimpton,並於1988年成為合夥人。該行處理1970年的一宗利比亞石油徵收仲裁,涉及國家與外國私人當事方,最終勝訴,因而在國際仲裁界頗有聲譽。Rivkin進入該行的第一天,就被指示處理一宗涉及印尼的仲裁,自此他一直在處理涉及亞洲的仲裁事務。

參與HKIAC的工作

袁國強和Rivkin均認為,他們有責任與HKIAC秘書處、理事及互相緊密合作,提供策略指導,以確保(i)HKIAC保持國際仲裁中心的全球領導地位和本地仲裁的理想平台;(ii)HKIAC繼續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改進,以適應仲裁用戶的需求;及(iii)香港繼續是備受推崇的仲裁地點。

對HKIAC的未來計劃,袁國強建議專注於(i)在某些主要司法管轄區(如中國內地、東盟成員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HKIAC;(ii)擴展HKIAC的服務範圍;(iii)培養國內外的年青人才,以維持和改善HKIAC仲裁員小組的可持續性和多元化;及(iv)探索科技可如何協助進一步加強HKIAC的服務。Rivkin建議,專注於滿足國際仲裁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快速、有效和深思熟慮的爭議解決,是HKIAC未來的成功關鍵。Rivkin說:「隨著國際商務步伐加快和經濟壓力加大,以更有效和及時的方式解決爭議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因此,HKIAC可鼓勵仲裁員採用最適合該特定爭議的程序,而不是一本通書看到老。Rivkin呼應袁國強的看法,HKIAC需探索應用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等。在這方面,HKIAC正在制定建立虛擬聆訊中心的計劃。

未來的挑戰

當被問及作為HKIAC聯席主席,預計將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時,他們的答案均是正面的。Rivkin說:「作為美國人,我看到了香港和其他地方對港區國家安全法的關注。這些憂慮可能會影響外界對香港作為國際仲裁地點的印象,儘管這不是現實,尤其是其中一方涉及中國的仲裁。我們必須證明香港優秀的《仲裁條例》不受影響,香港法院審理仲裁相關訴訟的法官也應保持獨立,不受政治影響。」

袁國強補充說:「香港的基本面依然堅實。我們仍然是個真正的國際城市,擁有良好的法律基礎設施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因此,客觀來說,香港毫無疑問仍然是理想的仲裁地點,而HKIAC仍然是區內最佳仲裁機構之一。然而,我必須承認,自去年夏天以來,香港經歷了許多變故。此外,香港的政治局勢及地緣政治,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海外用戶對香港的看法,因而在決定是否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時,可能會受到影響。為了確保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商界)和仲裁服務用戶正確了解香港的情況,令他們繼續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及選擇HKIAC作為仲裁機構,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解釋和宣傳推廣,特別需要強調以下事實:

  • 香港司法機構仍然獨立和支持仲裁。從香港司法機構有關執行仲裁裁決及相關事項的判決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 香港最近發生的事件(包括港區國家安全法)絲毫不影響上述情況,因此也不應影響香港作為仲裁中心的優勢。

此外,向用戶解釋HKIAC的相對優勢也很重要。例如,HKIAC是少數可就中國內地仲裁程序申請臨時措施的仲裁機構。

作出決定

在仲裁中,通常需要單數數目的仲裁員(一個或三個),以避免出現僵局。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工作組曾建議,若雙數數目仲裁員出現僵局,則應任命一名仲裁人,但大多數仲裁法律和規則均規定,由一名或三名仲裁員進行仲裁。對HKIAC的兩位聯席主席而言,儘管他們承認不同人對此或有不同看法,但他們都相信,HKIAC處理事務時,可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從而就此達成共識。

香港與HKIAC的地位

兩位聯席主席認為,香港和HKIAC分別被視為全球最佳仲裁地點和仲裁機構之一。Rivkin說:「當事方知道,若他們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他們可在沒有司法干預的情況下進行仲裁,而裁決亦會得到執行。同樣,用戶知道HKIAC將有效地管理仲裁,並聘用出色的仲裁員。」

袁國強補充說:「HKIAC和律政司均繼續關注國際發展,以確保我們的仲裁法律(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為基礎)可滿足國際商界和仲裁界不斷變化的需求。其次,我們的司法機構獨立而支持仲裁。香港司法機構作出的判決,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的終審法院吸引了來自英國、澳洲、紐新西蘭和加拿大的著名海外法官參與,他們在我們發展仲裁判例時,能加強相互交流。」

至今疫情對香港進行國際仲裁的影響

儘管疫情尚未結束,但香港對疫情的處理獲得讚揚。HKIAC在疫情下仍繼續提供有效的服務。疫情於2月初開始在香港爆發時,部分聆訊曾一度延遲,但隨著全球旅遊限制顯然不會迅速取消,這個情況很快就改變了。當事人和仲裁庭改而進行虛擬聆訊(傳統上,當事人和仲裁庭傾向選擇證人親自出席),而HKIAC亦迅速調整了其服務範圍。由於香港的確診人數量相對較少,HKIAC的場所一直保持開放,以供進行聆訊,並採取了預防措施。

在2020年,HKIAC迄今已舉行了55場聆訊,其中34場(62%)全部或部分虛擬進行。在2020年餘下時間,已有91場聆訊預訂在HKIAC的場地進行(聆訊數量會繼續增加),其中48場(53%)需要透過虛擬聆訊服務進行。Rivkin指出:「因此,除了證明科技的作用外,我不認為疫情對香港的仲裁有重大影響。我們學會了更好地使用科技,可虛擬遙距工作。我希望在疫情過後,能更有效地利用科技進行聆訊。通過虛擬聆訊,我們可以減少外遊,減少碳排放,節省時間和金錢。」

袁國強補充說:「這個改變帶來積極影響,可節省時間(尤其是從證人的角度)及總體成本(例如節省機票和酒店費用),從而使仲裁更具吸引力。」

汲取了今年舉辦多場虛擬聆訊的經驗,HKIAC於5月初發表了《虛擬聆訊指引》(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以供用戶參考。但是,雖然現時已有各種協議防止網絡攻擊,仲裁用戶仍需注意網絡攻擊導致敏感和機密信息洩漏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

Rivkin說:「人工智能的價值完全取決於輸入可用數據的質量。由於很多仲裁裁決是保密的,因此可用數據的整體輸出仍不足為用。這點肯定會隨著時間而改變,HKIAC將需要考慮人工智能如何以及是否可以幫助用戶。」

袁國強指出:「人工智能是不可避免的,應該納入國際仲裁之中。但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技的進步,迄今在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仍然受到限制(與其他環境相比)。人工智能可協助律師和辯護律師準備案件(例如文件披露和研究)。然而,目前仍然很難想像人工智能可完全取代仲裁員在爭議解決中的角色(雖然我知道已就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儘管如上心,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影響是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持分者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HKIAC必定會時刻考慮這個議題,以確保我們的服務和未來發展不會過時。」

香港主辦商事仲裁國際理事會(ICCA)雙年大會

香港原定於2022年主辦ICCA大會。但是,受疫情影響,2020年的ICCA大會推遲到2021年初舉行,香港改為於2023年5月7日至11日舉行ICCA大會。HKIAC已成立了數個委員會,專注不同領域的工作,並已為大會訂下時間表和暫定場地。聯席主席將協助籌備工作,務求令大會圓滿舉行。

《新加坡調解公約》:與國際仲裁是敵是友?

訴訟、仲裁、調解、專家裁決等,是不同的爭議解決形式,不同性質的爭議,在不同情況下適合不同的解決形式。當事方應盡快有效地解決爭議。Rivkin建議:「在許多情況下,調解可能更為有效。《新加坡公約》保證,調解達成的任何協議均可獲執行。HKIAC亦提供調解服務。」

袁國強認為:「調解與仲裁不是互相排斥的,並且永遠也不應互相排斥,我們應協助當事方最有效地實現仲裁與調解之間的協同作用,例如在不同情況下使用Med-Arb或Arb-Med。我們的《仲裁條例》其實已設想了仲裁與調解的和諧結合。此外,我們設有香港調解會(早於1994年成立),以促進調解的發展和使用。因此,我們不會把《新加坡公約》視為『敵人』。相反,通過類似《紐約公約》的強制執行制度,《新加坡公約》或許能鼓勵越來越多人以調解來解決國際商業爭議。」

建議

選擇仲裁解決爭議應注意的事項

Rivkin說:「選擇合適的仲裁員至關重要,當事方應考慮廣泛而多元化的仲裁員,找出適合其案件者。他們還應確保仲裁員有足夠時間處理案件,及時下達裁決,仲裁員應確認,在過程中不會因處理其他事務而分身不暇。」

袁國強建議,應仔細考慮合約中的爭端解決條款,不應把它留待合約談判階段的最後一刻,他說:「法律適用條款及爭議解決條款與其他合約條款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樣重要。我們見過太多案例,當事人或法律事前沒有充分注意爭議解決條款,直至爭議出現才後悔。」

給有意從事國際仲裁的人的建議

仲裁是一個平台,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不同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參與者(仲裁員、當事人、證人和其他)會面,Rivkin認為這個過程充滿樂趣和挑戰。他補充說:「因此,了解不同法律制度的運作,以及當事人和仲裁員對這些制度的期望,將有助發展國際仲裁。」

接觸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也很有幫助。袁國強建議:「我很鼓勵人們參加國際仲裁海外會議,了解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情況,並可向其他司法管轄區學習和分享經驗。此外,我認為必須經常提醒自己,為什麼人們選擇仲裁而非訴訟或其他爭議解決形式。」

 

* 見 2018 年 6 月「封面專題」-《專訪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 Matthew Gearing QC》

** 見 2013 年 1 月「封面專題」-《專訪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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