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法作為民事訴訟的免責辯護

自《競爭條例》(第619章)(「條例」)於2015年12月全面實施以來,法律界似乎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的公開執法行動方面,這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美國是一個明顯例子)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在該等司法管轄區,大多數反壟斷案件是由屬私人身份的原告人而非由公共執法者提起。在某程度範圍內,此等差異實不足為奇,因為香港的競爭事務體制與許多其他司法管轄區不同,前者並不享有「獨立」訴訟權(不享有獨立訴訟權的原因稍為複雜,也許須另文論述)。事實上,第110條訂明了採取後續行動的權利,但行使該權利的前提,是必須事先確定行為守則曾被違反,而這通常意味著競委會可成功採取執法行動。

如此,這是否意味著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中,競爭法與我們少有關連(有別於一般民事法律執業者)。個人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原因是該條例也許不能給你提供一把訴訟因由的「劍」,但卻可給你提供一個在抗辯方面很有用的「盾」。

本文將會就不同民事申索下的競爭法免責辯護之可能適用情況討論相關法律及程序。

移交法律程序

條例第142(1)(d)條是一個起步點。競爭事務審裁處(「競審處」)有權聆訊及裁定「某方提出違反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的指稱作為免責辯護」。根據第 113(3)條,假如在原訟法庭,某方提出違反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的指稱作為免責辯護,「原訟法庭須就該項指稱,將屬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以內的該部分的法律程序,移交審裁處」。

儘管所使用的是「必須」一詞,但原訟法庭在將法律程序移交競審處之前,可先行扮演把關者的角色。在Taching Petroleum Company Co Ltd v Meyer Aluminium Ltd [2018] 2 HKLRD 1284 at [16]一案中,Lam J裁定,儘管「必須」一詞可能意味著必須將法律程序移交競審處,但仍可顯示原訟法庭有權審查免責辯護的質量,而倘若可「迅速察覺到其並無實質性,可予以剔除或作出簡易判決」,則不可進行任何移交。

將競爭事務問題從原訟法庭移交給競審處處理,猶如其為「初步問題」,乃基於競爭事務問題屬特殊問題,須由專門的審裁處作出處理。在特殊問題獲得解決後,原來的訴訟可按正常程序在原訟法庭繼續進行(參見Taching Petroleum Co Ltd v Meyer Aluminium Ltd[2018] HKCT 4 per Au-Yeung J at [20-21]一案)。

競爭法的免責辯護

根據歐盟法例,《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TFEU」)第101(1)條(相當於第一行為守則)所禁止的任何協議須「自動無效」(參見第101(2)條)。香港的情況則略有不同,因為條例並無此等自動無效的規定。相反,根據條例附表3第 (1)(i)段,競審處可以作出命令,宣告任何協議在該命令規定的範圍內屬「無效或可使無效」。

根據英國合約法,如果僅合約的其中一部分屬於不合法,法院可以運用「藍鉛筆測試」來確定是否可將違法部分從合約分割出來,使餘下部分可繼續作為可強制執行的合約來實施。類似原則適用於競爭法。如果除去違約部分後,合約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這合約即屬無法分割,而整份協議將成為不可強制執行(參見English Welsh & Scottish Railway Ltd v E.ON UK Plc [2008] ECC 7一案)。

英國競爭法有一個有趣的概念,就是合約無效可以產生短暫(而非絕對)影響。簡而言之,是否禁止一項協議,取決於在決定有關問題當時的事實情況。這意謂,當情況發生變化時,起初屬於無效的合約可於隨後生效,反之亦然。在Passmore v Morland [1999] 3 All ER1005一案中,Passmore從先前的業主那兒獲得一家酒吧的租約,當中載有一項約束條款,規定他只能向指定供應商購買啤酒。其後,Morland 成為Passmore的新業主。Passmore對Morland提起訴訟,聲稱租約中的啤酒約束條款一開始便屬無效。Morland 辯稱由於業主的改變,Passmore的申索必以失敗告終。Morland的理由是:其僅擁有少量受約束處所,租約中的約束條款因此不能被視為在共同市場的交易中有任何實質性影響,亦因此不會違反第 85(1)條(相當於第一行為守則)的禁令。法院須審理的問題是,倘若該啤酒約束條款是在Passmore的原來業主(其擁有大量受約束處所)期間被禁止,並因此於租賃開始時自動無效,那麼在業主改變後,該導致第 85(1)條禁令產生的情況不復存在時,它依然維持無效。高等法院對於這問題持否定態度,而上訴法院維持有關裁定。

競爭的免責辯護亦可能在合約範圍以外產生。在該情況下,倘若權利的行使與相關協議或合謀行為之間存在充分「關聯」,則原告人的「權利」可能無法強制執行。相關測試為該權利是否某一限制性行為之「目的、手段或結果」(參見Sirena Srl v Eda Srl [1971] CMLR260一案)。若干示例可有助闡明這一概念。

ICI Ltd v Berk Pharmaceutical Ltd [1981] 2 CMLR 91一案中,原告人申請剔除被告人的部分免責辯護,該免責辯護指原告人違反了第86條(相當於第二行為守則)。該訴訟乃一宗與原告人的抗心臟病藥有關的假冒訴訟。被告人否認假冒,並指原告人對其藥片訂立不公平市場價格,因此違反第86條規定。法院裁定,在第86條下的指稱濫用與假冒行為(該訴訟之標的事項)之間並無充分關聯。 Sir Robert Megarry VC評論稱
(at [9]):

如果原告人訂立了不公平的銷售價格,亦即對其產品收費過高,本席不明白為何違反第86條的禁令,意味著被告人可免於向原告人承擔法律責任,倘其對原告人犯了與假冒有關的侵權行為(或任何其他侵權行為)的話。此外,本席看不出禁止原告人收取不公平價格,也構成禁止其得以藉不公平價格獲得完全回報,例如採取措施防止競爭對手以原告人身份假冒其商品」。

相反,Sportswear Co SpA v Stonestyle Ltd [2007] FSR 2一案得出不同的結論(當中的申索人亦試圖剔除被告人的部分免責辯護)。在該案中,「Stone Island」的註冊商標擁有人(第一申索人)及其英國分銷商(第二申索人)向被告人提起商標侵權訴訟。被告人出售的是真實但屬平行進口的Stone Island服裝。在將服裝出售前,其會先行將帶有商標的標籤割除或毀損。申索人反對被告人實行該等「切割」行為,並要求禁止被告人繼續出售該些服裝。被告人辯護稱,該等服裝上的代碼及標籤是申索人用來追踪平行進口的來源,以便進行監視和強制執行其享有的絕對地域專有權。假如服裝代碼未被刪除,則某一在英國銷售的商品可被追溯至某一特定零售商。之後,第一申索人可向該零售商採取行動(不論是通過法律訴訟或限制供應),尋求阻止Stone Island服裝透過在該市場的正式分銷商(即第二申索人)以外的途徑進入英國市場。上訴法院裁定當中的免責辯護屬於可爭辯,因為所指稱的反競爭協議,與申索人是否具備正當理由反對進一步分銷貨品這一爭議點存在充分關聯。

此外,反競爭行為亦已被運用作為反對恢復對處所的管有權的理由。在Holleran v Daniel Thwaites Plc [1989] 2 CMLR 917一案中,原告人乃被告人擁有的兩座相連房舍的租客。原告人其後拒絕與被告人簽訂新訂立的標準租賃協議,理由是當中所載的啤酒約束條款屬於反競爭性質。由於原告人拒絕接納,被告人遂向原告人送達遷出通知書。原告人要求法庭頒發禁制令,限制被告人強制執行或賦予該遷出通知書效力,並禁止其根據遷出通知書恢復對該處所的管有權。Gibon J批准頒發禁制令,並評論稱 (at [50]):

本席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當知悉該權利的行使與可爭辯的違法行為之間存在關聯時,法院為何不能阻止擁有人行使合約權利。例如,業主有權向租客發出遷出通知書,除非租客所簽訂的協議要求租客作出可指稱屬違法的事情,例如當中要求租客以逃稅方式支付房租。在這情況下,法院是否無權阻止業主強制執行遷出通知書?原則上,我看不出有何理由法院不能對此作出干預。

在香港的 Taching Petroleum Company Co Ltd v Meyer Aluminium Ltd [2018] 2 HKLRD 1284一案中,當事人於第14號令之申請中提出了違法行為的免責辯護。然而,法院無需在該案就有關問題作出裁定,因為原告人同意倘違反了第一行為守則,被告人可以以違法行為作為其免責辯護。因此,上述原則是否適用於香港,若然,其可適用至甚麼程度,這仍然有待明確。

總結

儘管在香港的現行競爭事務體制下,人們也許並不享有獨立訴訟權,但上述例子顯示,運用競爭法作為免責辯護所產生的影響依然深遠。個人認為,如在適當情況下運用,這一辯護理由可以是十分強而有力的工具,法律執業者因此應好好備妥於其軍械庫中。

Jurisdictions: 

廖長城資深大律師事務所大律師

李大律師在競爭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在香港短暫的競爭法執法歷史中(自2015年12月14日起),他曾在競爭事務審裁處代理過幾宗競爭法訴訟(包括公開執法和私人民事訴訟)。他還就競爭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涉及調查的事項提供建議。李大律師是香港競爭法博客 KnowCompetition.hk的編輯,該博客成立於 20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