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專業保密權、外地律師與機構內部外地律師

 

「律師與當事人間保密權在外地律師及其當事人之間存在,程度與律師及其當事人之間所存在的保密權一樣。」(《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39A(2)條)。

在最近的PJSC Tatneft v Bogolyubov & Ors [2020] EWHC 2437 (Comm)一案中,英國高等法院認為,根據英國普通法,法律諮詢保密權(例如,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諮詢保密權)延伸至與外地律師之間的通訊:(i)不論他們是否屬於機構內部律師(例如,公司或機構的僱員);以及(ii)英國法院不會探究外地律師如何受到監管,或根據其當地法律他們應受什麽標準的約束。 該等問題需要運用英國普通法來確定。

法律諮詢保密權延伸至外地律師、機構內部律師及機構內部外地律師,這應該不會引起爭議。 許多人也會歡迎英國法院的澄清,即作為普通法的問題,並考慮到法律諮詢保密權的政策理由,法院不需要過問外地律師如何根據其當地法律受監管。 普通法看重的是通訊的實質(而非形式),以及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關係的功能(而非地位)。

因此,如果法律代表正在提供法律諮詢(一個作廣泛地解釋的詞),或從當事人或代表當事人接受指示(按照正確的解釋),那麽該等通訊是受到法律諮詢保密權的保護。 無論法律代表是事務律師、大律師、外地律師還是機構內部律師,只要他們是以法律代表的專業身份行事,並提供法律諮詢,就沒有關係。

PJSC Tatneft一案中的判決應反映香港普通法的情況。 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見上文)第39A(2)條,外地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通訊已獲得法定保障。 判決所依據的政策理由同樣適用於香港--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外地律師是根據受《法律執業者條例》和相關法規管轄的專業制度註冊的。 雖然外地律師不能就香港法律事務提供諮詢,但他們可以而且確實就國際法律事務和其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提供諮詢。

此外,香港約有1,600名註冊外地律師(來自30多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律師會約有四分之一的會員受僱於機構內部。 該等外地律師、機構內部律師及機構內部外地律師像本地合格律師一樣為當事人提供(私人或機構內部)法律諮詢,而法律諮詢保密權的政策理由適用於所有該等人士--尤其是,在香港特區這個國際商業社會中。

也許,現在是好時機,讓所有律師重新理解法律專業保密權所依據的原則,包括《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的內在規定。讀者也可以回顧香港律師會對《國家安全法》的 「初步意見」(2020年6月11日,第10段):

「我們亦指出,相關法例不應干涉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通訊。 法律專業保密權按照《基本法》受到保障,亦是所有法人的基本普通法權利,不會受任何其他政策削弱」。

標題要點是法律專業保密權是一項基本權利,PJSC Tatneft案的判決書有力地確認了:(i)「法律諮詢保密權延伸至與所有外地律師的通訊,無論其『關於保密權的特定國家標準、條例或規則』如何」(判決書第49段,引用Lord Neuberger在Re Prudential Plc [2013]UKSC 1一案中的觀點);以及(ii)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會關注外地律師的管理規例及培訓」(判決書第54段)。

簡而言之,人們應該有信心,法院在看到外地律師和機構內部律師時,會加以承認,並維護法律專業保密權的基本性質。

–RPC高級顧問莊偉倫

 

Jurisdictions: 

高級顧問 , 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