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鎮罡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 其他答辯人—普通法對在困難中的 同性伴侶的人權保障

2019年6月6日,終審法院在梁鎮罡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其他答辯人(「梁鎮罡案」)一案中作出歷史性判决。除了落實香港對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等(LGBT+)社群的平等對待外,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决還表明法院透過普通法保護少數群體權利的決心。

背景

梁先生是一名在公務員隊伍中工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2014年,他在新西蘭與丈夫根據當法律締結婚姻,並獲官方頒發結婚證書。根據香港《公務員事務規例》訂明,公務員有權享有包括醫療及牙科等各種福利,而這些福利亦惠及其家人,包括其配偶。然而,由於香港法律和香港政府不承認同性婚姻,梁先生更新婚姻狀况的權利和他丈夫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理應獲得的配偶醫療和牙科福利皆被剝奪。因此,梁先生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投訴。

同時,由於稅務局不讓梁先生在《合併評稅入息稅報稅表》上加入其丈夫的姓名,他亦向稅務局投訴。稅務局其後以梁先生的丈夫不獲承認為《稅務條例》第112章所指的「丈夫」為由,拒絕他與其丈夫以合併評稅。

梁先生在2015年平安夜當天提出司法覆核,並經歷四年半的訴訟後,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他勝訴,理由如下:

1. 梁先生的婚姻與異性婚姻具有相同公開和排他性,因而有別於一般的情侶關係。另外,有關配偶經濟福利,法院信納同性已婚伴侶與異性已婚伴侶有相關可比擬之處。
2. 拒絕向梁先生提供僱員和稅務福利,與政府所指,保護或不破壞「香港傳統婚姻」的目標沒有合理聯繫。純粹因為異性婚姻是香港法例唯一承認的婚姻形式,便把這些福利限於異性伴侶身上,是一項循環論證。此外,儘管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有一定的可比擬之處,政府以同性伴侶與其他人不同的性傾向作為剝奪他們獲得平等待遇的正當理由。但是,公務員事務局的平等機會就業政策,《稅務條例》亦不旨在促進香港法律所界定的婚姻(舉例來說,《稅務條例》亦承認一夫多妻制婚姻)。這兩點進一步削弱了有關針對同性已婚人士的配偶福利和評稅決定的合理性。
3. 行政上的不便同樣不能成為使梁先生和他丈夫獲不同待遇的合理理由,因為兩人都能夠出示結婚證書,足夠區別與其他未婚人士的關係。

對LGBT+ 社群而言

《梁鎮罡案》判決,值得LGBT+社群和整個香港一同慶祝。這一判决的其中一個特點,是以香港已有案例,特別是引用《QT案》中規定的法律原則,作為基礎。《QT案》對本案影響重大。與《QT案》一樣,終審法院在《梁鎮罡案》中裁定,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非法歧視是「根本上不可接受的」。這顯示獲得平等對待的權利,一直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一部分,同時受到《基本法》第二十五條、《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二條,以及普通法的保障。正如梁先生辯稱時指出,侵犯某人的平等權利,不但破壞他的尊嚴,更加「在社會中衍生⋯⋯摩擦,又損壞和諧」。在沒有禁止性傾向歧視的法律之情况下,法院確立平等的判决對於保護LGBT+社群的權利顯得特別重要。梁先生曾在不同場合強調,他並不是要求特權或特殊待遇,而是只希望得到接受、承認和平等對待。正如周家明法官在原訟法庭上正確地指出,社會不能期望同性戀者也不能進入異性婚姻。他們的性傾向不應成為阻止他們過上有尊嚴生活的藉口。

在《梁鎮罡案》中,終審法院在給予配偶(關乎僱傭和稅務的)經濟福利的情況下,承認了同性婚姻。終審法院在受養人簽證申請一事上,對QT的「民事伴侶關係」(和同性婚姻)給予了類似的承認。在《梁鎮罡案》中,終審法院承認同性婚姻、民事伴侶關係和異性婚姻都具有一樣的公開和排他性。除非已婚二人解除婚姻關係,終審法院認定,不論在新西蘭締結的同性婚姻、英國的民事伴侶關係或香港的異性婚姻,均不會容許該二人與第三者結婚。此外,上述三種類型的關係都需要正式註冊,並附有官方證書作證明。因此,在涉及配偶經濟福利的情况,終審法院認為同性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與異性婚姻是可比擬的。但應注意的是,儘管有上述情况,終審法院未有對同性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給予全面承認。法院取決於不同情况下的具體事實來定斷。

在《梁鎮罡案》中,終審法院沒有觸及香港對傳統婚姻,即「一男一女、不涉其他人的自願終身結合」之定義。在這意義上,法院同意保護傳統婚姻是一個合理目標,並接受以追求這一目標所導致的差別待遇有可能是合理的。然而,有關正當性的測試是不容易滿足的。這測試由四個步驟組成,而重點應放在首兩步驟上,即:(1)差別待遇是否追求合理目的,以及(2)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地與該合理目的相聯繫。在《梁鎮罡案》中,終審法院更感興趣的是審視為了保護或避免破壞傳統婚姻所實施的差別待遇,以及在這種情况下大眾對傳統婚姻的看法的影響,而不是關心有否令婚姻的定義變得模糊或有關其意識形態的爭論。現時鮮有以「保護傳統婚姻」為目的所制定的政策或法律,因此政府將難以滿足法院對有關觀點的舉證要求。為了證明差別待遇的合理性,政府需要確定「保護傳統婚姻」的意圖是早已嵌入到特定政策或法律當中。在本案中,法院留意到僱員福利政策旨在鼓勵招聘和保留工作人員,而稅務政策則承認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此外,終審法院亦認為在現今社會中,異性情侶在决定是否結婚,是不太可能受到同性婚姻議題影響。終審法院裁定:

「⋯⋯怎麽說得通,如允許Adams先生享有醫療和牙科福利,會削弱香港的婚姻制度?同樣,容許上訴人選擇根據《稅務條例》就其應繳入息稅進行合併評稅,怎麼會對香港的婚姻制度有影響?要是說有同性配偶被剝奪了該等福利,或被剝奪合併評稅的權利為因,促使了別人進入異性婚姻,是不乎邏輯的。」

《梁鎮罡案》是一宗挑戰政府政策的司法覆核案件。儘管如此,這一判决有利於,並鼓勵在私營領域爭取LGBT+權利的社會運動之進程。展望未來,我們可以合理地期望私人僱主應對LGBT+員工保持一致的待遇。在《梁鎮罡案》裏,終審法院注意到政府一直標榜自己是一個平等機會的僱主,並制訂了《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因此,法院認為,政府難以一方面拒絕給予已婚同性伴侶與已婚異性伴侶相同的僱員福利,同時遵守自已公佈,旨在消除基於性取傾向歧視的僱傭政策。從最高標準來看,這判决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公司就平等機會保護提出的陳述是否可以構成僱傭合約中的隱含條款,從而通過侵權法或合約成為可訴條款。然而,在沒有反性傾向歧視法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將《梁鎮罡案》判決的含義納入私法之中。

為香港的人權

終審法院強調一項重要的原則,就是因沒有多數人的共識而拒絕少數人的要求,是不利於保護相關小眾的基本權利。正如上訴法庭的判决所述,潘兆初法官援引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大部分香港市民堅决反對同性婚姻,並認為異性婚姻是唯一可接受的婚姻形式。在此基礎上,潘兆初法官同意,政府沒有重新修訂擴大配偶福利至同性婚姻下公務員伴侶的政策的實證理由。

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一事上,香港法院及普通法的一貫立場是以法律原則為基礎,及不受當時多數派觀點影響。例如在《W對婚姻登記官》[2013] HKCFA 39的判决中,馬道立首席法官和李義法官裁定:

「⋯⋯對於共識論點,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反對意見⋯⋯然而,將這些變化視為接受對基本權利的更慷慨解釋的基礎是一回事,而指出缺乏多數共識是拒絕承認少數群體權利的理由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同一判决中,包致金法官裁定:

「⋯⋯憲法保障人權的其中一項功能—也許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項—是保護少數群體⋯⋯對憲法保護的最大和最迫切的需求,往往出現在那些形成的少數群體,特別是被誤解的少數群體中。」

因此,由終審法院在《梁鎮罡案》強調這項基本法律原則,對香港的人權保障至為重要。法院裁定:

「⋯⋯因此,潘兆初法官所指出的『社會人士對婚姻的主流意見』,即使可以首先肯定地衡量出來,亦根本與考量理據的工作無關。」

如果上訴法院的判决沒有被推翻,就會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即法院須在判决過程考慮多數派意見。這做法絕不適當。

不論個人的背景、國籍、地位、性傾向、性別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等,人權是普世的。不幸的是,人權和人權保障仍然被部分香港人視為外來概念,不適用於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在香港現時的政治氣氛下,這觀點更見普遍。無論是在LGBT+權利的辯論,還是在言論自由、選舉權等其他基本權利的推進過程,反對派經常聲稱「社會還沒有準備好」作為拖延策略。《梁鎮罡案》正好提醒社會,在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一事上,沒有需要,也沒有時間等待社會「準備就緒」。任何延遲實施此類保護均是不能接受的。只要有關的保護是合法,對少數人權利的保護決不會損害大多數人的權利。這亦是法院確認為正確的做法。一個正常運作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應有責任在制訂政策和制定法律時,適當地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司法機構的角色則是檢視公共政策和法律是否合憲合法。這種分工可以防止少數人的權利在多數人社會中被不公平地邊緣化。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香港法院繼續履行這項職責以保障所有香港人都能享有的人權,是格外重要。

結論

「同樣的情况應該得到同樣的對待。」這個廣為接受的公法原則仍然是香港LGBT+社群的夢想。同性伴侶往往要遠走到認同他們的愛的司法管轄區,方能如其他異性情侶,向他們的至愛許下一樣莊嚴和真誠的承諾。當他們回港時,仍然要承受社會貶低及粗暴排斥他們的愛和承諾。正如梁先生所說,這些司法覆核程序對他和他的家人來說,是一段漫長而飽受壓力的歷程。為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好,他們犧牲了自己的時間和資源。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的義務,他們的犧牲配得整個社會的高度讚賞。除非政府負起它們早應承擔的責任,檢討和修訂所有歧視性法例和政策,否則爭取LGBT+權利的責任繼續落在像梁先生這樣勇敢的訴訟人肩上。

Jurisdictions: 

帝理律師行律師

陳俊達律師任職帝理律師行。陳律師在香港土生土長,其成長經歷令他對在香港的社會事件產生濃厚興趣。在帝理律師行內,陳律師負責的法律範疇廣泛,特別是涉及歧視及性別平權的法律事宜。他亦有參與多宗具代表性的人權訴訟,包括《梁鎮罡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等》。在工餘時間,陳律師身兼婚姻平權協會的顧問,亦多次就性別平權議題接受傳媒訪問及出席講座。

帝理律師行主管律師

帝理邁律師是帝理律師行的主管律師。帝理律師取得法律碩士(人權法),在人權法上有二十多年經驗。他代表不同類型的訴訟人,參與多宗具代表性的人權訴訟。當中包括由終審法院審理,促使政府設立統一機制審核免遣返保護聲請的《Prabakar案》及《C案》。帝理律師亦多次獲邀在國際會議及媒體上,就人權議題發言。最近,帝理律師以代表律師的身份,參與對性小眾平權有突破性影響的《梁鎮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