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反映性損失」原則和濫用法律程序的再提醒

引言

目前的訴訟趨勢顯示,股東試圖彌補因公司虧損致使其股票價值減少的案件有所增加。法院將各種企圖繞開該原則以彌補自身損失的行為稱為濫用法律程序。在2019年結束前,在高浩文法官頒下關於權威證券有限公司訴冼國林及其他人士(Power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v Sin Kwok Lam and others) [2019] HKCFI 2920的另一項判決中,法院再次提醒我們「反映性損失」原則的正確應用和與濫用法律程序有關的問題。

重要事實

於2016年,權威證券有限公司(「權威證券」)(Power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與Best Year Enterprise Limited 「Best Year」訂立「孖展協議」,據此「Best Year」將香港上市公司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第一信用」)(First Credit Finance Group Limited)的股份存入「權威證券」。冼國林先生(「冼」)為「Best Year」的唯一股東及董事,亦為當時「第一信用」的執行董事及主席。2017年,出現了保證金不足,「Best Year」未能滿足追加保證金要求。「權威證券」要求追回「Best Year」的借方餘額 (「2017年訴訟」),並申請簡易判決。法院作出了有利於「權威證券」的裁決,「Best Year」試圖對此提出上訴。

2018年,「Best Year」沒有回應「權威證券」在「2017年訴訟」中的申索,而是另行對「權威證券」和其他人提起訴訟(「2018年第1次訴訟」),指控他們合謀意圖造成「Best Year」的損失(「所謂的共謀」),但申索隨後中止。同時,「權威證券」開始針對「Best Year」、「冼」和其他人士另行提起訴訟,以撤銷與「第一信用」股份相關的各種交易(「2018年第2次訴訟」)。作為對這一申索的回應,「Best Year」和「冼」將「所謂的共謀」重用為他們的辯護和反申索理據。然而,「冼」並沒有在那個階段申索他遭受的任何損失。

於2019年,「Best Year」 及 「冼」針對「權威證券」及其他人士展開另一宗訴訟(「2019年訴訟」),企圖恢復孖展賬戶中據稱因「所謂的共謀」而人為扭曲的餘額,並撤銷「2017年訴訟」項下的簡易判決。

由於「Best Year」未能支付「2017年訴訟」項下的判決債務,因而被勒令於2019年6月清盤。因此,「2017年訴訟」的上訴和「2018年第2次訴訟」被擱置。為了保持訴訟有效,「冼」申請在「2018年第2次訴訟」中被加入為反申索的第二原告,重新使用了「所謂的共謀」論點。直到「2017年訴訟」開始一年半後,「冼」才首次聲稱,由於以低價出售了他在「Best Year」的權益,他是以個人身份遭受了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權威證券」和其他人試圖依靠「反映性損失」原則和濫用法律程序理由,在「既判事項」(Res Judicata)及Henderson v Henderson案例兩個層面上撤銷「冼」的申索。

適用的法律原則

禁止彌補反映性損失

上議院在Johnson v Gore Wood & Co (一家律師事務所)[2002] 2 AC 1一案的裁決提供了三個概括性主張:

  • 第(1)類:如公司因某方違反對公司的義務而蒙受損失,只有該公司才可就該損失提出訴訟。
  • 第(2)類:如公司蒙受損失,但沒有訴訟因由追討該損失,則該公司的股東可就該損失提出訴訟,即使該損失是股份價值的減少。
  • 第(3)類:如公司因某方違反對公司的義務而遭受損失,及股東因某方違反對股東獨立承擔的義務而遭受與公司「分開和截然不同」的損失時,雙方均可起訴,要求追討某方因違反對其承擔的義務而引致的損失,但不得追討因違反對另一方承擔的義務而給該另一方造成的損失。

根據高浩文法官的說法,重點是遭受損失的類型。這需要法院著手進行評估,而其中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公司針對被告强制執行其權利,申索人的損失能否得到賠償。如果能,損失就是反映性損失,而該申索應該被撤銷。

在本案中,只有「Best Year」蒙受了聲稱是由「所謂的共謀」造成、即「第一信用」的股票價值減少的Best Year損失。「冼」的「Best Year」股份價值減少而造成的任何損失僅反映「BestYear」因持有「第一信用」的股份而造成的損失。如果「Best Year」成功地執行了對「權威證券」的權利,那麽當「Best Year」的資產通過判決得到補充時,「冼」的損失將得到彌補。

此案屬於第(1)類,其中「Best Year」的申索權「勝過」「冼」作為股東的追索權。除非相關行為違反了對股東的獨立義務,導致該損失與公司蒙受的損失是「分開和截然不同」(即第(3)類),否則股東的申索將不能追討。然而,「冼」沒有明確提出任何依據來闡明這些損失與「Best Year」據稱遭受的損失是「分開和截然不同」的。

高浩文法官採用了Sevilleja Garica v Marex Financial Ltd [2018] BCC 940一案的原則,拒絕了「冼」嘗試通過區分公司的過去和現在成員來規避這一原則的企圖。此外,高浩文法官還强調,防止雙重追償的理由「同樣適用於在嚴格意義上不存在雙重追償爭議的情況下,即公司選擇不針對被告採取補救措施,或已解決申索的情況下」。很明顯,法院擔心股東或其他個人的成功申索可能會阻止公司收回本來可以用來償還公司債務的資金。

「冼」所聲稱遭受的損失顯然是「反映性」的。「冼」沒有辦法以他的說法來繞過這一原則,即藉著說他已經出售了他的「Best Year」股份,以致即使「Best Year」執行了它的權利也不能彌補他的損失。

我們再次提醒訴訟人,這個原則是絕對的,而不涉及酌情權。高浩文法官明確確認,反映性損失原則不涉及酌情權,及「如果違反該原則,則該申索應被撤銷。」

濫用法律程序:
「既判事項」及 Henderson案例

關於「既判事項」不容反悔原則的經典表述已在Capital Wealth Finance Group Limited v Lai Yueh-Hsing(未經編彙,HCA 686/2012,2015年7月31日)案中概述,我們不在此重複。現已確定,簡易判決可以產生「既判事項」效力。問題是,當「冼」不是「2017年訴訟」簡易判決的當事人,並已經出售了其「Best Year」股份,他是否仍在這樣的訴訟中有某種權益。

考慮到事實是:(1)在「2017年訴訟」之前,「Best Year」由「冼」全資擁有和控制;(2)即使「冼」出售了他的「Best Year」股份,但對「Best Year」律師的指示顯然來自「冼」;(3)「冼」是力圖提供進一步上訴證據來反對簡易判決的人;(4)「冼」現在試圖依賴與「Best Year」提出的相同的事實指控和訴訟因由,而「冼」在其中是有明確的利益。高浩文法官認為「冼」是「2017年訴訟」的利害關係人,他在該案中應受法院裁決的約束。

至於濫用Henderson案例類型濫用司法程序的問題,這項原則的精髓是,當事人不應獲准在其後的訴訟中提出本可以及應該在較早前的訴訟中提出的申索或爭論點。

高浩文法官注意到「所謂的共謀」(由「Best Year」)在「2017年訴訟」、「2018年第1次訴訟」、「2018年第2次訴訟」和「2019年訴訟」中多次提出,因此信納「冼」的指控是間接攻擊簡易判決的終局性;而這些法律程序的各當事人並不完全相同的這一事實不會改變這種分析。高浩文法官認為「「冼」是一利害關係人,是知道所有關於「Best Year」處境的人,是「Best Year」處境的煽動者/驅動者」。

結論

這一判決重要地說明了股東可以就公司遭受的損失提出申索的限度。法院不會受理明顯的無理纏訟或輕率的申索。如果不能理解這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可能會導致股東展開昂貴的訴訟,並導致不利的訟費命令。

同樣重要的是,法院在考慮濫用法律程序的情況下的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時,將審視實質內容,而不是形式。而法庭作出的評估未必一定要揭開公司面紗,可能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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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向榮律師是香港歐華律師事務所訴訟與監管部門的合夥人。他擁有超過 20 年的商業訴訟經驗。他的執業領域包括股東和董事的糾紛、清盤呈請、銀行投 資糾紛、代位訴訟、互聯網欺詐、雇傭以及行政法律事務的法律諮詢。他在處理跨司法管轄區的民事糾 紛、監管和商業罪行問題上的豐富經驗受到超高淨值資產的客戶認可。他於 Legal 500 Asia Pacific and Chambers and Partners 被推薦為獲評級的律師, 並於 Acritas 評為 2020 年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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