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法學院院長,Christopher Gane(中大),何耀明(港大) 與賀嘉倫(城大)

隨著法律學生快將告別這個學年,香港三位法學院院長聚首一堂,暢談改善香港法律教育和學研環境的策略,以及如何能夠在前任院長建立的基礎上,承先啓後,開創未來。

全球化、技術的應用,以及政府准許律師以不同方式提供法律服務,都是導致全球法律教育改弦易轍的因素。香港大學(「港大」)法律學院院長何耀明、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法律學院院長賀嘉倫、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法律學院院長ChristopherGane獲委任現職,分別帶領三大法學院一同迎接時代挑戰。

2014年香港政治動盪,三位院長擔起重任,領導院校職員和學生經歷風雨飄搖的一年;同時,他們亦努力為廣大市民提供平台,了解政治事件背後的法律意義,參與有建設性的友好對話。

儘管要面對重重挑戰,三位院長仍決心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榜樣,也在前任院長建立的基礎上,繼續開創未來。比如說,何院長一直努力令學生明白,人要心存崇高理想,例如誠信和專業精神,且要終身堅守;Gane院長和賀院長則繼續致力追求卓越,加強大學與法律界之間的交流,成績有目共睹。

三位院長神色自若地講述他們院校及學系目前面對的問題,每位看來都成竹在胸,有信心自己和所屬院校的同儕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隨着話匣子慢慢打開,各院長亦道出他們決心提升自己所屬法學院的國際形象,從而提高香港法律教育制度的名氣。

香港法律教育的未來—確保法律學生學有所用

法學院院長其中一個長期面對的問題就是確保訓練法律學生的方法與時並進,迎合法律專業變化不定的需要。三位院長在訪問中皆同意,可以在「學術」培訓階段中 – 法學士或法律博士 – 多做點事,以確保法律學生學得的技能切合法律專業的需要。

何院長希望改善的其中一個方面,是藉着臨床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讓學生透過實踐學習法律,並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問題。「港大現時有兩項非常成功的臨床課程 – 臨床法律教育課程(義務法律服務)及港大人權課程的難民法律診所。學生要在真實問題中與當事人互動,因此必須學好法律,才能解決問題。我希望港大能夠推出更多這類課程,好使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其中。當我們明白某人的生活會因而大受影響,便會好好學習了。」

另一方面,賀院長似乎着重於打破法律學生與非法律學生之間的屏障。「我們知道學生不單止需要懂得回答考題,他們需要更廣泛的技能。律師服務社區,也與整個社區一起工作,因此,為了在我們的法律教育課程中如實反映此需要,我們的法律學生也與修讀其他學科的學生一起工作。城大的創意工作坊就是極好的例子,證明我們在這方面付出的努力;這些工作坊讓我們的法律學生有機會就涉及知識產權的課題為其它學系的同學提供協助。我們也努力讓學生明白,要成功的話,就必須鍛練商業頭腦,因為律師事務所也是一門生意。」

不論學生希望在畢業後朝哪個方向發展,Gane院長希望見到的,是法學院的工作做得更好,能確保持有法律學士學位的學生獲得有關就業選擇的建議和支援。他說:「雖然不少就讀法學士的學生都會考慮畢業後投身法律界,但這決不是所有學生的打算。」

Gane院長繼續說:「我們必須早點給學生提供建議,使他們懂得如何決定自己的前路。這對正在修讀法學士課程的學生尤其重要,因為他們比較年輕,可能不太清楚修讀法律究竟是什麽一回事(更別說執業律師了)。他們很可能認為,在修讀學位課程一段時間後,才有需要開始去想這些事。」

法律界會就法律系畢業學生的準備工夫給予意見,賀院長和Gane院長亦提到善用這些回饋的重要性。Gane院長表示:「只有透過與法律界有良好、有效的對話,法學院才能夠確保他們現在做的都是對的。」

獨立檢討法律專業證書課程:這套具有歷史意義的制度仍然可行嗎?

另一個滲透在法律教育制度中的複雜問題就是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一致性和質素。法律專業證書課程是由三間法學院管理的一年全日制課程,主要包含三科評定資格的科目及一次考核畢業資格終期考試;法律學生考獲畢業資格之後,才能成為見習律師或見習大律師。由陳兆愷法官擔任主席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稍後將授權獨立檢討法律教育及培訓;這包括檢討法律專業證書課程。

學院負責掌管考試事宜,對於考試的一致性和質量,以及如何彌補當中不足之處,三位院長意見相近。律師會建議統一律師資格考試來取代三大院校各自舉行的考試,而三位院長對此的看法也相當接近。

何院長首先開腔說:「自我在這裏的日子以來,我未見過任何證據證明統一專業考試較現時行之已久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更勝一籌。這是「分權」,沒錯,但執業律師需要的法學士或法律博士學位資格也同樣如此。」

他續說:「迄今為止,我聽過最具說服力的論述是:三院評核準則不同,但在我看來,這情況是可以有效地處理的,方法就是設立制度 – 從專業人員中挑選校外考試委員,他們是要有能力確保三大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具有一致性和質素 – 我認為這制度早已設立。無論如何,由陳兆愷法官擔任主席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行將授權獨立檢討香港的法律專業培訓,對此,我們應該至少持觀望態度,靜待檢討結果。」

賀院長承認這問題在香港具爭議性,他說:「統一考試似乎有利有弊。」他跟着強調:「我們對於統一考試的立埸取決於考試的確實形式和目的。不過,踏出這一步之前,我們先要釐清問題癥結所在,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Gane院長承認這事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他表示,他已經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我不認為統一考試需要實行。我理解香港律師會持不同看法,亦期待閱讀他們在較旱前編製的研究報告。如果報告的建議很有見地,那麽,我們一定會作出仔細考慮。」

三位院長對有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評審工作》結果的意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教資會」)透過《研究評審工作》定期評估每間政府資助院校的研究活動,因此,三位院長必須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要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研究策略。自1993年起,教資會分別於1993、1996、1999、2006及2014年進行共五次研究評審工作。

《研究評審工作》的首要目標,是評核院校的研究質素,並鼓勵學者進行世界水準的研究。《研究評審工作》中的所有評審均眼於研究質素,而非評核個別教研人員;提交項目的多寡,並非評審因素。

在2015年1月27日的新聞公報中,教資會表示,《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為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擬備質素分佈概覽,以判別各院校的相對優勢,並建議可予改善之處。《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會用來釐定八大作研究用途的部分撥款。各院校在獲得整體補助金(在2015/16學年約為170億元)後,可自行決定如何在校內分配有關資源。

當三位院長討論《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之時,支持深受信賴且根基穩固的評審方法的,與支持用以確保研究活動在香港百花齊放的能力的,兩方意見分歧,氣氛明顯緊張起來。每位院長對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的利弊各持己見,分別解釋他們所屬法學院如何根據《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制訂計劃。

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的好處和限制

Gane院長是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的支持者,也是《研究評審工作》評審方法的支持者。Gane院長說:「定期審查全港大學進行的研究活動是完全正確的。」他續說:「不過,不是定期審查做了什麽,而是定期審查做得有多好。香港的《研究評審工作》是一個為學術界人士充分了解的方法—同儕審查。這便解釋了為何《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較坊間機構作的「名氣」調查更可信。

雖然何院長沒有對結果提出異議,甚至還讚揚《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的法律評審小組,在評審三間法學院研究的成果時表現出色,但他指出香港的《研究評審工作》評審小組,與英國2014年由評審小組進行的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意譯:研究評鑑架構)之間,存在重大差異。英國的評審小組是由英國學者組成,而香港的則只有三名香港人,其餘七人來自澳洲、英國和美國。何院長無意批評2014年的《研究評審工作》評審小組,但由於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有關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法律發展,他覺得如小組有更多本地成員的話,可能會更為恰當。

賀院長的討論重點為怎樣確保香港學術研究多元化,以切合現時社會需要。他強調「英國也有類似的評審工作推高研究水平,但稍有不慎,這可能會令學術研究趨向單一化。」

教資會排名榜及未來方向

何院長說:「港大法律學院在《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所得的成績,準確反映了法律學院的兩大使命:參與全球論述,滿足香港法律專業和法律體系的需要。每名全職教授職員可遞交不多於四份研究供評審小組評審。《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不利某些主要以本地人為受眾的教授職員。這些教授職員拉低了法律學院的評審成績。將來倘若《研究評審工作》繼續沿用現時的標準,則港大法律學院必須設法衝破這種結構性的窘境。譬如說,其中一個方法是,我們游說迄今為止主要以本地人為受眾的教授職員,鼓勵他們在評審期間至少一至兩次將他們的研究轉為主要以國際人士為受眾。我們目前正努力制訂全面的政策,以期在不影響我們服務香港法律界的前提下,在《研究評審工作》獲得更好成績。」

城大一些學者出版質素極高;但賀院長表示,城大想進一步提升其形象。他表示:「去年頒授多筆巨額資助便是事實證明。我們亦有制定招聘人材的發展策略,而我們在《研究評審工作》後已展開大規模招聘,確保我們有健康的研究人員社群。」

Gane院長認為,中大的成績不但對法學院是好消息,總體來看,對香港的法律教育也是個好消息,因為這成績有助中大吸納香港新一代人才,包括教師和學生。「就香港法律進行的《研究評審工作》結果是每個被評審單位所進行的工作質素的反映。可以理解,中大法律學院對得到卓越成績感到欣慰。我相信,這是我們同事努力工作的成果。這證明了我們具備妥善的研究策略,也證明與國際間更具知名度的法律學院的研究相比,我們學院所進行的研究毫不遜色。」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訪問即將結束之時,三位院長應要求回想自己在前任院長奠立的基礎上的建樹。Gane院長表示自己一直致力吸納優秀的教職員、有系統地檢討中大的教學課程,並為中大研究生提供更多支援。

賀院長表示自己正致力深化城大與法律界之間的聯繫,也加強與外國領先的法律學院建立關係。何院長則表示自己的工作重點,是加強港大法律學院的普通法和中國法律專業,以期學生能更專心鑽研中國法律。何院長亦提到,港大開辦了Judicial Studies Programme(意譯:司法人員培訓課程),期望藉着工作坊、專題研討會和研究項目,與香港、中國及其他亞洲司法管轄區的退休和現任法官及司法人員展開對話,持續討論有關法官、法院及判決的一切事宜。

三位院長同感興趣、也提及到的另一個話題,就是有需要鼓勵更多女性投身大學高職,為下一代樹立好榜樣。Gane院長注意到,社會上有很多學富五車的能幹女性—不一定只在香港,但他無奈地承認,不明白為何香港仍未有打算委聘女士擔任任何院長職位。他還指出,在香港擔任教學高職的女性人數非常少。

賀院長說自己對城大正在招募出類拔萃的女性候選人感到欣慰,並表示,城大法學院需要更多資深的女教員,而且應該更努力鼓勵現任女教員參與學系的管理工作。

何院長的結論是,他希望能在不久將來見到法學院有女院長上任,因為女院長會為學院注入嶄新的觀點,帶來清新可喜的新局面;三位院長對這結論表示同意。


何耀明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何耀明教授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牛津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修讀法律。此後他矢志成為學者,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院任教27年,專事刑事法、刑事程序及刑事證據方面的教學及研究工作。2014年接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一職。他對自己有機會為早已功成名遂的院校作出貢獻,感到非常興奮。

Geraint Howells (賀嘉倫)
香港城市大學商業法講座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

賀嘉倫教授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商業法講座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他是倫敦GoughSquareChambers的大律師(現時沒有執業)及國際消費者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Law)的前任會長,早前曾在謝菲爾德、蘭開斯特和曼徹斯特擔任教授,並曾經掌管蘭開斯特和曼徹斯特的法學院。出版書籍包括Comparative Product Liability、Consumer Product Safety、Consumer Protection Law、EC Consumer Law、Product Liability、European Fair Trading Law、Handbook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nsumer Law及The Tobacco Challenge。除了非政府組織外,他還為歐盟和英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諮詢工作。 

Christopher Gane
香港中文大學李福善法律學講座教授兼法律學院院長

ChristopherGane教授於2011年9月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前,在TheUniversityofAberdeen擔任蘇格蘭法律教授一職,1995至2000年晉升為法律學院院長,2004年獲委任為大學副校長(Pro Vice-Chancellor),此後七年期間負責多項政策性職務,範疇涵蓋資料館及資訊服務、文化與群體、平等與差異。2008年獲委任為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該學院由商學部、神學、歷史及哲學學部、教育學部、語言及文學部、法律學部、社會科學部組成。Gane教授感興趣的研究和教學範疇包括本土刑事法及程序、國際刑事法及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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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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