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洪偉典律師 - 國際唱片業協會亞洲區總裁

在香港今年懸掛首個八號颱風訊號之前不久,我們專訪了常年處於風暴(即受版權盜版問題所困擾)的國際唱片業協會的亞洲區總部總裁洪偉典先生。洪先生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亞太區版權業的情況,以及香港應如何加強版權保護的法例,以振興這個作為亞太區娛樂事業樞紐的「芬芳海港」目前所處的萎靡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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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52歲的洪偉典先生,從他的外表看來,遠較他的真實年齡年輕。他原打算只在版權業服務三至五年時間— 但他現在已將自己奉獻於這行業超過25年,而且這段歲月還將延續下去。

「當我剛跨進這一領域時,版權法在相當多的亞太區國家中,若非付之闕如便是完全過時。事實上在當時,新加坡也只是剛好於1987年對其版權法進行了全面修訂,並以當時的《1911年英帝國版權法令》(1911 UK Imperial Copyright Act)為藍本。」這位在新加坡完成培訓的律師回憶道。

「正是由於這一地區的法律是如此寬鬆,我不由得對自己說:當有一天我離開這個行業後,我選擇要做的工作,便是作為一個盜版者。因為即使你被抓到,也只會被輕判罰款了事,但這盜版事業卻能令你日進萬金!」

他顯然是在開玩笑,卻也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可悲但真實的圖畫:複製技術已發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20世紀80年代的法律,實遠遠不足以對付當時的盜版侵權活動。但不幸的是,這種情況現在依然維持下去,只是所運用的複製技術已更為先進。

從樂觀的方面看,洪偉典先生認為有關版權的知識和覺察意識,在今天已經大為推廣,而這亦有助各國政府制定更嚴厲制裁的版權法例。

他指出﹕「例如,現在大家都知道不可攜帶盜版DVD或冒牌手錶通過海關,而這與在短短十年前人們所抱持的心態便相差甚遠。」

版權法本地化

版權所涉及的問題乃受若干國際條約所制約,當中包括《伯爾尼公約》與《羅馬公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英文簡稱是WIPO)。洪偉典先生說﹕「在修訂有關條約以追上科技發展的速度方面,目前的情況是強差人意。」洪先生的身份是環球、索尼及華納等大型傳媒機構在亞洲的行業組織的代表,而這些機構所舉辦的,都是像Rihanna和Lady Gaga等知名流行歌手演出的最大型全球音樂會。

他表示,舉例來說,《伯爾尼公約》的修訂約需時20年,但到了那時候,版權盜版的情況相信將進入另一個新境界。

「相比之下,各國本土法例的修訂會進行得較快﹔但要更新此等法律,平均仍需時10年。有鑒於今天科技發展的速度,10年時間仍似嫌太長。」

雖然版權在今天已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主要是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但洪偉典先生相信,法律要實行國際標準化,將不得不考慮一個事實﹕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著不同的發展速度。

雖然確立相關基本原則是異常重要—例如將某些類型的活動定性為非法,並賦予唱片公司若干基本權利—但版權法必須考慮到法律、社會與經濟等各種情況而「因地制宜」。

例如,儘管緬甸勉力宣傳其有著向世界經濟開放的用心,但該國現時所實施的版權法,卻仍然是《1911年英國版權法令》(1911 UK Copyright Act)。洪偉典先生指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來說,它現時更為迫切要做到的,是對其版權法進行更新,並為其他各國的作品提供保障。此舉遠勝於它聲稱要制定繁複的法律,藉以打擊非法網上檔案分享者。

「很明顯,緬甸對於最新科技規定之訂立仍未就緒。」他說。

「我們已經向緬甸政府提出建議,要求它先行恪守相關基本原則,其餘事情先讓該國取得了進一步發展後再作討論。」

K—POP 的成功

雖然有一些國家「仍然落後於人」,但洪偉典先生很高興看到,現時有更多發達國家制定了例如「分級回應制度」 等規則(更合適的稱謂是「三振出局規則」) ,作為其版權法例的一部分。

韓國的法律允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暫時中止重複侵權者的帳戶,並攔截或刪除網上的侵權內容。類似的「三振出局規則」,同時也見於法國、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家。一如其名,當潛在的侵權者通過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接獲三次警告後,當局將會採取行動阻止其進行有關的非法活動,而情節嚴重的,當局將會向其提出檢控。

韓國政府除了在創意產業方面作出重大投資外,還對版權法嚴加執行。該國所制定的版權法,據說是全世界最有效的版權法例。韓國除了不斷提高公眾對打擊盜版的意識外,韓國人自身也很清楚知道該做甚麼,或更準確地說—不該做甚麼。

洪偉典先生說﹕「(韓國)政府頗有先見之明,在早期階段便訂立了分級回應制度,並積極地嚴加執行。他們現時正在修訂有關法例,冀能讓唱片公司得享更多權利。」

雖然粵語流行音樂在20世紀80年代確是亞洲的先行者,但現時它已被韓國的流行音樂所取代。洪偉典先生認為,這主要是基於韓國版權法所發揮的功效。

他告訴《香港律師》﹕「對我們來說,韓國流行音樂的成功絕非偶然。」

「如果沒有制定有效的版權法,沒有人會願意在一名藝人身上投資1,000萬港元。這正是我們現今所面對的問題。大唱片公司投資於像JustinBieber這樣的網絡紅人,將會更具成本效益,因為這較從頭開始培育一名新人所需的花費為少。」

香港:互聯網第二十三條?

香港現時正在努力改良其版權法,以期重燃人們對創意產業的信心,並恢復投資者在這方面的投資。政府去年提交了建議的《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現在是一個為期3個月的諮詢期。然而,此中並非絕無爭議。有批評者指它有可能遏制言論自由,因為某些有關戲仿的侵權行為,將會招致刑事法律責任。

洪偉典先生認為這純粹是一種誤解,並有望在諮詢過程中加以解決。

他說﹕「《條例草案》一開始的立場,就是永不要侵犯任何人的隱私,也不要侵犯人們在《基本法》下有合法權利從事的事情的自由。」

「這純粹是一個關於版權保護的問題。」

「有時,它只是一個關於人們對該制度的信任程度的問題。」洪偉典先生補充說。

「但反過來,信任是必須逐步地建立起來的。」

他解釋說,畢竟,當邊境管制於10年前加強,以防止盜版CD和DVD的輸入時,人們確實了解背後的理據。

「根據這一個例子,人們一般認為施加刑事制裁是合理的做法,因為實物盜版的盛行,將會威脅香港創意產業的生計。」洪偉典先生說。

「但現在的盜版形式是虛擬的,原來僅為網上形式的邊境管制和刑事制裁,現在已變成一些更為邪惡的東西。」

他希望《條例草案》能迅速獲得通過,使香港的音樂產業得到振興。根據現時的情況,他估計香港的數碼和實體音樂銷售總收入,較1997年的價值少三分之一 — 當時的收入總計大約為13億5,000萬港元,而2012年的收入總計則為3億8,600萬港元。

他說,要令版權法具有實際威懾力,便須訂立充分的關於業務抑製作用的規定。這可能涉及一定程度的刑事法律責任,尤其當有關盜版是屬於牟利性質時,正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所規定的情況。

香港的版權法需要進一步修訂

洪偉典先生指出,即使《條例草案》付諸實施,香港的版權法依然有力所不及的地方。

他說,要在版權法方面趕上其他較發達國家—特別是韓國,法例中還有兩部分需要作出修訂。

「版權保護期限需要延長至版權持有人去世之後70年。」他說。

「例如,在歐洲、美國和新加坡,現時的版權保護期限是70年或更長時間,但香港卻仍然是版權持有人去世之後50年。」

香港的唱片公司若能夠從以往作品的銷售中獲取更多收入,它們便可以將所得收益投資於栽培新人方面,並同時將整體質素及盈利提升。

洪偉典先生希望提出的第二項規定是「互聯網邊境管制」 —它有時也稱為「互聯網網站攔截」。

他說,目前大約有15個國家在實行此等做法。一些國家對其法律作出明確修訂,授予某些人士 (例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權力攔截侵權的網站,而其他一些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 則通過法院的司法解釋來加以實行。

由於攔截網站是屬於防禦而非攻擊性質,所以這種做法也回避了在海外司法管轄區採取法律行動這一老問題。當然,此等授權會被批評者猛烈批評為限制私人自由,導致出現與《條例草案》目前所面對的同樣的公眾誤解。但洪偉典先生認為,持份者一旦向公眾解釋清楚該等法例所帶來的實際益處後,情況便將會有所改善。

例如,在今年年初,國際唱片業協會、菲律賓唱片業協會,以及菲律賓知識產權局聯手打擊菲律賓其中一個最大和最流行的BT網站。

然而,在該網站關閉僅僅一天之後,在湯加的領域便很快發現它的蹤影,而它正以相同的功能和內容來運行。有跡象顯示,該網站的起源可追踪至另一個第三國家,但在該國採取法律行動卻絕非易事。

「盜版者倘若是有備而來的話,網上邊境管制在該等情況中將可產生作用。」洪偉典先生說。

「在實施了打擊後,將可以阻止人們訪問該等侵權網站,從而避免產業中數以百萬計的收益被掠去……,及奪走香港創意產業的大量就業機會。畢竟,自1999年以來,全球音樂產業的收入已下降了百份之五十。」

國際唱片業協會在中國大陸的焦點所在

對全球媒體行業而言,中國市場毫無疑問蘊含著巨大的潛力,因此它已成為國際唱片業協會的一個重要焦點。國際唱片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中國音樂市場在2012年的價值大約僅為9,240萬美元(合7億1,600萬港元),而世界第三大的英國音樂市場則大約為13億美元。

洪偉典先生說,即使將中、英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差異列入考慮範圍,上述情況的出現依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中國大陸的人口有13億,而英國的人口只有6,000萬。

侵犯版權在中國大陸雖然仍是一個問題(不論是在實體還是在虛擬方面),但洪偉典先生讚揚中國政府近年來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這包括中國目前在修訂其版權法方面所作的努力—藉著加入唱片製作人有權獲得報酬之規定,使其版權法例與國際條約更加一致。中國政府現正就其版權法例進行第三次修訂,並計劃於明年推行。

他說,除了版權法外,中國音樂市場建構方式的轉變,也有助將收入提高。他指出,現時中國大陸的許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先向媒體公司支付實際為象徵性的版權稅,然後以廣告收益作為補償。這表示,消費者現時無論是下載還是試聽音樂都是免費的。這構成了侵犯版權的一個灰色地帶 — 消費者不大可能知道他們所下載或試聽的音樂是否出於合法來源。

此外,龐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當局要採取執法行動殊非容易。

洪偉典先生說﹕「與其採取執法行動,倒不如調整現時的做法,讓下載和試聽音樂的人士自行承擔費用。這一建議是合理的,並使事情變得簡單和易於處理。」

他指出,中國現時有超過4億個互聯網用戶,而即使每月只有百分之二十該些用戶就合法使用例如Spotify等音樂流媒體服務而支付5元人民幣(合6.3港元)的費用,那麼每年的總收益便已經超過40億元人民幣。

洪偉典先生補充說,國際唱片業協會打算更深入對中國大陸市場進行探究,以確保其會員能就其投資獲得合理回報。

像往常一樣需要公眾的支持

洪偉典先生說,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事實有別於社會人士的一般觀感。今天的流行音樂歌手—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的歌手,很多都並非過著舒適寫意的生活。

「在這些日子,他/她們促銷其音樂專輯的唯一可行方法,也許是親身出席樂迷簽名會,從中鼓勵樂迷購買他/她們的音樂作品。」他告訴《香港律師》。

「否則,樂迷一旦對該些作品的熱情逐漸消減,該些作品轉過頭來便幾乎馬上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得到。對於那些需要在亞洲四處奔走,為其音樂作宣傳的歌手,我對他/她們是十分寄予同情的。」

他重申,要有效保護作品的版權,爭取公眾和政府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制定法律並確保法例的實施,是政府的責任。但這種種,都只是「為版權的基礎設施提供框架和支柱。」洪偉典先生解釋稱。

「構成這設施的圍牆和其餘各部分的—是消費者。」他總結說。

「要將創作力提升,便需要在創意產業上作出投資。然而,要讓唱片公司和音樂人願意將金錢和時間投入,便需要讓他/她們知道可自該等創作中獲利,而他/她們的創作,也同樣會獲得給予充分的保護。」
 

作者 朱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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