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司徒敬,前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

司徒敬法官,資深的法律界翹楚,最近已經榮休的香港上訴法庭副庭長,與我們分享他多年積累的經驗,以及對新一代律師所抱有的希望。

由最初在英國以大律師身份私人執業至擔任上訴法庭法官,司徒敬法官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選擇了他一直冀望追求,也真正樂在其中的事業。

司徒敬法官在他的內庭辦公室接受採訪,他自六月退休後已開始收拾辦公室內的私人物件。司徒敬法官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幸運,上天送他的禮物都是好的。「我自小便知道自己想成為出庭代訟人,我怎樣開展自己的專業生涯?就是這樣了。我後來有幸嘗試極具啓發性的工作,得以在其他方面也一展所長。」

我們呷咖啡,說笑話,話匣子打開了,司徒敬法官便分享他在非洲成長的日子,細述這些日子怎樣不單只點燃起他要成為出庭代訟人的心願,也讓他深刻領會到,以為單有法律就等同於有法治精神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

在非洲成長的日子

司徒敬法官的出生和成長地是津巴布韋 (舊稱羅德西亞)的布拉瓦約,他經常重回南非這片舊地──就那樣,他在一處每天都叫人親睹人類尊嚴被輕蔑的地方成長。他認為,個人尊嚴的權利是所有基本權利的核心。

他說:「在這方面,出庭代訟人是能使寃屈得以昭雪的少數媒介之一,我自小便想做出庭代訟人,雖然我家上幾代人從來沒有做過律師的。」

在英國生活的日子

司徒敬法官在羅德西亞逗留了好短時間,期間入讀羅德西亞和尼亞薩蘭大學學院 (舊稱)。但由於該大學不設法律系,他最終決定轉到英國修讀法律,盼望有朝一日晉身英國和威爾斯的大律師行列。

由羅德西亞移居英國生活,日子並不如司徒敬法官所想的順利。他笑嘻嘻地說: 「在英國生活比我預計要面對的文化挑戰艱難得多。文化上的挑戰還不及天氣的難以應付。我抵受不了英國的天氣。」

他又說:「某程度上,在利物浦大學讀書不及在羅德西亞大學讀書令人興奮,因為羅德西亞學生忙於應付的政治議題,比較英國學生所應付的更震人心絃,更貼近生活。」

「不過,有機會在英國讀書及成為執業律師是一種莫大的榮幸。英國是高度專業的法律樞紐。我身處全市的心臟地帶,這地承傳了數百年傳統。我喜歡那地的傳統和專業特質。雖然我有好一段時間思念着我的家鄉非洲,但我享受在那裡讀書和執業當律師。」

1968年成為英國和威爾斯的大律師後,司徒敬法官在英國以大律師身份開拓事業,在那裡私人執業10年。

移居香港

雖然移居香港是個複雜的決定,但司徒敬法官在1978年來到這地,加入當時的律政司署成為檢察官,在該署工作期間扶遙直上,1984年獲委任為首席檢察官,到了1985年更獲委任為御用大律師。

他在1986年成為律政專員。因職務關係,司徒敬法官得以在香港歷史一段牽動人心的時刻,親身見證政策制定,也親身領教外交手腕,得到不少滿足感。

司徒敬法官以律政專員的身份着手處理複雜的法律問題,為香港由英國殖民地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鋪路。他回想一些最教自己懷念的工作,其中包括帶領一支法律小組為日後香港與海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引渡安排(會跟中央政府的權力機關訂立的引渡安排)定下框架。他的所見所聞驅使他對中國歷史發生興趣,對他來說,對中國歷史的某些認識似乎是大大提高歷史敏感度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司徒敬法官亦獲邀領導一支小組,負責就建議的《人權法案條例》提供法律意見,並於1991年到紐約與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面。該法案取得進展,司徒敬法官功不可沒。

1992年,司徒敬法官加入司法機構成為高等法院法官。他說,職業生涯中他所面對最難應付的挑戰,是要適應由執業律師的角色轉換為法官的角色。「我是一個愛結交朋友的人,骨子裡又是出庭代訟人,做判決時的孤獨感對這樣的我是很難熬的。」

雖然挑戰重重,司徒敬法官卻站穩了腳,2000年獲擢升為上訴法庭法官。他於2009年獲委任為上訴法庭副庭長,翌年獲委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捍衞公義

司徒敬法官在其整段事業生涯裡一直捍衞公義。他最後一天上班,以上訴法庭全職法官的身份提醒法律界的精英,他們有義務維護法治精神,也有義務維持司法機構獨立。

顯然司徒敬法官非常清楚高舉法治精神所需要具備的是什麽。他解釋:「當你住在一個自由社會裡,不單要深刻領會,恰當地理解,何謂法治精神,也要深刻領會法治精神為何如此重要,兩者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法治精神是其覆蓋內容遠比通常所臆斷者更為複雜的一套概念。」

司徒敬法官說他在非洲的成長經歷使他萌生一種意識,意識到以為單有法律就等同於有法治精神的想法是空洞和危險的。他於2008年慶祝《世界人權宣言》60週年的致辭中闡釋:

我們生活的社會,普通法已經紥根,獨立的司法機搆也實質存在,人與人之間似乎存在著基本的禮節和享有基本的自由。也許我們以為這一切都是上天賦予的。作為法官、執業律師、學生、政府機關及普羅大眾,我們需要不時放下這種想法,退一步回到原先的地方,尋根究底;去理解西塞羅的那句老話:要自由,我們都得做法律的奴隸。

司徒敬法官說自己套用西塞羅的名句時,腦海浮現HKSAR v Leung Kwok Hung [2004] 3 HKLRD 729 at 777一案中引用的一段文字,該段文字摘錄自非洲一位法律教授的文章,指出對法律所要求的是其質量,而不是單單要求其存在(即減少任意行使權力至最低程度的特質,因為任意行使權力不利基本自由)。

至於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司徒敬法官表示他沒有絲毫擔憂。「我完全肯定司法機構將繼續保持高度專業,也繼續吸納正直能幹的人才。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致辭中所述,要就法庭的獨立性提出質詢相當容易,但是要測試這些異議倒也不是難事,這些異議現時也是這樣被測試的,方法就是去問一問,是否真的認為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優秀人才一點也不會考慮在這司法管轄區工作,除非他們絕對確信這是個完全獨立的司法機構。」

刑事司法改革

司徒敬法官竭力推行刑事司法改革,經常批評浪費大量公帑,也任憑等候審訊和上訴的案件押後的慣常做法。

他說:「這真的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過失是多方面的。部分在於一些法律執業者的理據冗長及太常出現欠缺充份理據但仍上訴的情況,又或是在只有一兩項可論證的理由時提出太多上訴理由;但反過來看,也令人擔憂的是,亦在於太多上訴人申請法援遭拒,但這些上訴如果進行的話,是完全有理可依的。有些司法人員沒有妥善地管理案件也是有過失的原因。就後者而言,現需要開設培訓班集中訓練司法技巧,也需要一套規則框架協助參與該項工作的法官,這框架是用作提升效率,但也妥善地保障被控人的權利。」

司徒敬法官推行有建設性的改革以應付容易預測的不利反應時遭到評擊。「我知道自己不受歡迎,因為我為鼓勵刑法常規涵蓋更廣的行為準則而三番四次作出嚴厲批評,不過我想強調,法官的職責不是去博取人心。法官的職責是當他或她相信為公眾利益而須有所為時拿定立場;我深信這司法管轄區早就應該進行刑事司法改革。」

他回想自己付出過的努力,總結說:「我在這方面一點功勞都沒有──可能是因為說多了倒壞了事情──想人人都願意幹任何關於改革的事,我對此不抱有太大期望。我希望事實證明我是錯的。」

坦率的評價

司徒敬法官的同儕友好找出他最重要的判決,以作為香港經典案件和法律歷史珍貴滙編的代表作,讚揚他在民法和刑法方面,以及有關內幕交易的豐功偉績。然而,當被問到覺得自己最顯著的成就是什麽時, 司徒敬法官俏皮地說,最大的成就就是增加終審法院的工作量。

接著,他解釋說:「我努力鼓勵刑法常規涵蓋更廣的行為準則,但我三番四次狠批有關方面,恐怕不受歡迎,而我的批評也肯定已經失敗,因此這不能算是一項功績。同樣地,2008年某一項由我作出的判決是關於給已被定罪的被告人判刑時秉行個人公義的需要,我曾希望這判決可使減刑和判刑過度僵化的方式出現一些改變,但那次判決卻沒有彙編成案例。」

「我在人權法的發展中獲益良多,憑藉所得的,我的一兩次判決可能已為一些核心原則添加實質內容,但即使沒有我也是會這樣的,在任何情況下,最見功效的貢獻是由終審法庭作出的。因此,總的來說,我真的完全沒有成就過任何特別功績,回想起來也真叫人有點沮喪。」

雖然司徒敬法官坦率地給自己評價,但他說:「一直以來都是一種榮幸,我的意思是,在司法機構與盡責且非常內行的司法人員共事是一種榮幸。這不是客套話,我是說真的。這司法機構,由最高法庭至裁判法院,每一級都人才濟濟,與盡忠職守兼正直廉潔的同事一起工作是件樂事。」

寄語年青新一代

司徒敬法官相信自己最顯著的成就,是選擇了他確實享受也盼望追求的事業。「聽來似是老生常談,但這是相當重要的。我擔心的是,年青人作出讀書和求職選擇時太常受到──有聲無聲的──對成功的傳統看法或是父母或同輩的壓力所影響,而不是按照自己真正的興趣或是受到使命感驅使而揀選。」

他深信年青人應在自己真正有興趣或是激發他們想象力的領域學習和工作。司徒敬法官總結:「雖然按照傳統觀念,工作滿足感不可能被視為一種成就,但按我個人看法,它著實是一種成就。」

「除此以外,年青男女應投身某一專業時抱有一種使命感,一份光榮的使命感。你如果沒有這種使命感,便不應做下去。你如果有,便會享受到自尊的樂趣,而自尊是人人都珍貴的。」

《香港律師》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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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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