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世界司法工程執行總監Elizabeth Andersen

「世界司法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WJP))成立於2006年,是一個致力於推進全球法治的獨立的組織。WJP由執行總監Elizabeth Andersen執掌,是一個全球非盈利組織,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監督法治,及在華盛頓、西雅圖、新加坡和墨西哥城設有辦事處。

Elizabeth Andersen從小就對世界的運作方式感興趣。也許是在美國中西部密歇根州西部的一個小鎮上長大的人的特有性格,她一直對更廣闊的世界充滿好奇心,想要瞭解得更多。這種興趣激發了她在本科時學習歷史和對俄羅斯的研究,也包括了到莫斯科留學。

大學畢業後,Andersen嘗試了多種的職業,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然後她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擔任新聞秘書,後來加入了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團隊,在那裡她致力於促進公共利益的法律事業。這些早期的工作經歷確定了Andersen的道路,她回到了大學,這一次她獲得了法律及公共政策的雙學位。她畢業時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的公共事務碩士學位和耶魯法學院的法律博士(JD)學位。談到這種轉變,她說:「我對政府和公共政策非常感興趣,我想以某種身份從事公共事務,但作為一個年輕人,我不確定自己的職業,我在新聞業以及法律和公共管理之間玩弄。」

Andersen反思道:「最後,我攻讀了法律和公共政策的雙學位,因為我認為我將獲得廣泛的﹣與經濟、政府、金融以及法律相關的知識和技能﹣這將為我在公共事務的職業生涯中提供一個有用的基礎。在很多方面,我的職業生涯都融合了新聞業、公共政策和法律。」

她說,儘管她在紐約州獲得了律師執照,但她並沒有從事「傳統意義上的」法律工作。取而代之的是,畢業後,Andersen在紐約做了一段時間的法律文員,然後接受了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法律助理一職。

Andersen回憶道:「那是一次非同尋常的經歷,因為我是法庭第一批法律助理,當時法庭正在努力解決有關其權威和管轄權的基本問題。」

她補充道:「正是在那裡,我找到了我的專業激情﹣法律和法律機構在遏制暴力、加強治理以及支持和平、繁榮和成功的社會方面的作用。從那時開始,我一直在以各樣的方式工作。」

對於Andersen來說,她的專業激情及其融入職業生涯的方式一直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學習過程。然而,正是在這段經歷之後,她更清楚地瞭解了她未來的職業生涯可能會如何融合她不同的興趣愛好。這讓她加入了「人權觀察組織」,Andersen在那裡作為研究員和倡導者工作了八年,最終晉升為該組織歐洲和中亞分部總監。

法律的吸引力對Andersen來說仍然很強,她很快進入國際層面的法律發展,擔任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中歐和歐亞法律倡議(Central European and Eurasian Law Initiative)的總監,致力於推進東歐和歐亞地區的法治。

她說:「然後,我擔任美國國際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執行總監,專注於在國際層面上推進法治,8年後,美國律師協會要求我返回並指導其全球法治發展的工作,即「美國律師協會法治倡議」(ABA Rule of Law Initiative),我從2014年到2018年做了這項工作。」

促進更大的理解

Andersen的職業生涯可能是不拘一格的,但她在WJP的角色是將所有這些元素和激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自從成為WJP的執行總監以來,Andersen成功地平衡了她的各種利益,同時也促進了獲得法治的機會,並激發了人們對法治的興趣。

Andersen告訴《香港律師》:「有效的法治減少腐敗,去除貧困和疾病,保護人們不受大大小小的不公正待遇。法治是正義、機會及和平社區的基礎﹣支撐發展、負責任的政府和對基本權利的尊重。」

她作出分析,解釋了WJP通過三條工作線支持全球、多學科的法治運動。該組織收集和分析多個國家的獨立法治數據,還支持研究和教育機會,促進人們對法治重要性的理解。還有,該組織致力於建立和連接政策制定者和積極分子的全球網絡,通過戰略夥伴關係、召集會議、協調宣傳和支持地方主導的倡議來推進法治。

WJP還制定了自己的法治指數,該指數量化並描繪了各國在實踐中在8個因素和44個子因素中遵守法治的程度。

Andersen說:「我們最新版本的指數依賴超過120,000個家庭和3,800多個專家調查,以衡量全球126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的公眾對法治的體驗和看法。」她解釋說,該指數還提供了有價值的數據,從而使利益攸關方能夠評估實踐中對法治的遵守情況,並「找出一個國家與其他處境相似的國家相比的優勢和劣勢,並跟蹤其隨時間的變化。」

Andersen說,這也提供了被國家元首、首席大法官、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引用的豐富知識。她指出,迄今為止,190個國家的1,000多家媒體機構都依賴該指數的數據。

將數據帶入生活

雖然Andersen可能只在2018年才加入WJP,但她已經參與了各種重要項目,並努力將重要議題列入討論議程。

Andersen回憶說:「一個特別的經驗是我們最近的『世界司法論壇』,我們召集了這次論壇,主題是『實現人人獲得司法濟助』,目標是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16』」,她稱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會議」,來自70多個國家的500多名公共和私營部門參與者「都在以各種方式努力解決我們在富國和窮國都看到的與獲得司法公正方面的非常巨大差距」。

該組織的研究也突顯了這一差距。Andersen說,全球有超過50億人的司法需求未得到滿足,其中包括15億無法通過司法系統解決日常民事和刑事司法問題的人。Andersen說:「雖然這一司法差距令人望而生畏,但我發現論壇的聚會是一次極有希望的經歷。」

儘管Andersen大約在一年前才加入該團隊,但她自該組織成立以來就對其欽佩不已,並「欣然接受了領導其工作的機會」,她表示,原因有很多。她說:「首先,我真的相信法治運動,因為它是複雜和困難的,因為它是要實現的。我堅信,法治﹣廣義上被認為包括問責、沒有腐敗、秩序和安全、開放的政府、尊重基本權利、監管執法以及有效和可獲得的民事和刑事司法濟助 - 是成功社會的基礎。促進這一思想是一項令人不可抗拒的工作。」

除了這些領域,Andersen還欣賞WJP的特別方法﹣即其把重點放在「為法治運動帶來定義性的嚴格和數據。」

Andersen指出:「這在當今世界至關重要;在當今世界,我們看到全球走向威權主義,往往是對法律和法律機構的濫用,造成侵蝕對政府權力的制約,這更助長了這種趨勢。有時被稱為「法治」改革,而這些威權主義舉措是更貼切地被描述為「以法統治」。在這種背景下,WJP法治指數通過反映特定國家的法律專家和普通公民的經驗和看法,非常有幫助地刺破了「法治」這修辭。」

她補充道:「最後,我注意到,挖掘WJP收集的法治數據具有潛力為更好的決策提供信息。有了來自全球數十萬個家庭和多年的數據,我們才剛剛開始摸索我們所能學到的關於為成功的社會建立法治基礎的知識。我對在未來幾年領導這項工作感到非常興奮。」

當被問及香港的律師、司法機構和政府如何幫助提高香港在法治指數中的排名時,Andersen表示,WJP一般不會在特定國家的政策或改革問題上採取立場,而是更願意扮演「誠實、獨立的信息經紀人的角色,向社會舉起一面鏡子,看看法治最終是如何被該司法管轄區的公眾所體驗和感知的。」她鼓勵那些對改善本市地位感興趣的人研究WJP的數據並對其進行評估。

Andersen說:「根據我們的2019年版指數,總的來說,香港的法治相對較強,在全球126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中排名第16,在高收入司法管轄區中排名第16,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排名第5。」「當然,完美的法治永遠不會完全實現,即使在最具法治保護的環境中,也有進步的空間。」Andersen建議,有興趣的人士可以研究香港的法治指數概況,找出相對強弱的因素,從而考慮改善的地方。她補充說:「一般來說,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在促進法治方面有重要的工作要做,特別是在更廣泛的社會中促進對這一理念的理解和欣賞。法律專業在建立和維持法治支持者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制定標準並使自己及其他人遵守、開展教育節目,向他們服務的公眾解釋法律和法律制度,以及支持法律援助、公益倡議和改革,以增加所有人獲得司法濟助的機會。」

繼續前進

儘管Andersen多年來可能從事過許多職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法律基礎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考慮到多樣化、成功的職業生涯及在全球促進對法律的更多理解,Andersen反思了她作為學生的早期經歷,認為這對她的職業成功有著深遠的影響。

Andersen告訴《香港律師》:「我的法律教育和早期經歷中的兩個因素對我的職業生涯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根據Andersen的說法,對她的職業生涯「有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她研習法律和公共政策之前,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廣博教育使她能夠追求許多興趣,並在文科方面獲得了堅實的基礎。

她說:「它給了我工具和觀察力,使我能夠在全球機構中有效地工作,接觸許多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並欣賞法律運作所處的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在WJP,我們相信法治是一項多學科的研究工作,所有專業和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並且應該為此作出貢獻。」

她列舉了WJP員工的多樣化技能,其中包括「處理法治指數背後數據的經濟學家,以及講述那些具有大眾吸引力的法治故事的紀錄片製片人。」她指出,他們「與我們這些接受過正式法律培訓的人一樣多或更多。」

繼續為Andersen的工作提供信息的下一個重要課題是傾聽「任何法律打算為其服務的人」是十分重要。

Andersen說:「我在耶魯上學時學到了這一課,在那裡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無家可歸和貧困者「法律諮詢中心」工作,為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法律服務。正是在那裡,我從課本和課堂講稿中背誦的法律理論和教義變得學以致用。」

她反思道:「我的『法律諮詢中心』當事人面臨的情況總是比我預期的更複雜,也違背了我對他們是誰以及他們的問題是什麼的假設。這段經歷激勵我認真傾聽,創造性地思考法律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正是在『法律諮詢中心』項目中,我開始感覺得法律如何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或不起作用);而找到解決方案始於傾聽。」她指出這是她後來能夠將這一重要技能帶到她與「人權觀察組織」、「美國律師協會法治倡議」以及她目前的角色的工作中。

Andersen說:「我可以自豪地說,這一方法為WJP的工作提供了信息﹣它的『法治指數』和它最近的『Global Insights on Access to Justice』報告﹣通過對數十萬人關於他們的治理和司法系統經驗的艱苦調查來衡量法治。」

雖然她認為這些寶貴的經驗教訓對她特定的職業道路是有益的,但Andersen認為這些教訓與所有律師都相關,因為這些教訓使法律專業人士能夠真正理解並有效滿足當事人的需求。

當被問及對其他想要過渡到國際法律角色的律師的建議時,(正如Andersen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所做的那樣),執行總監表示,開放是關鍵的,對全球事務的意識也是如此。她表示:「尤其是在與對國際法律職業感興趣的年輕律師交談時,我鼓勵他們關注全球發展,這些發展正在催生新的制度和實踐領域。」

她是以這種方式解釋了國際發展是如何影響她自己的職業生涯的。她指出:「對我來說,1993年從法學院畢業,我的職業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90年代初出現的兩個新領域的國際法律活動的影響﹣過渡性司法(特別是以嚴重侵犯人權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形式)和國際法治發展。這些領域分別來自巴爾幹、盧旺達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衝突,以及前蘇聯集團國家的法律過渡。」

對於那些確實希望追求自己的全球性道路的人來說,與法律氣候,以及形成這一氣候的各種外部和內部因素和挑戰保持同步,是很好的第一步。Andersen建議:「我建議律師著眼於新出現的國際挑戰,如網絡安全和氣候變化,以尋找當今令人興奮的國際法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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