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美國的文件透露運用於香港的訴訟

香港的律師擁有一項他們可能並不知悉,但卻是強而有力的法律工具,那就是:知名(或惡名昭彰)的美國文件透露制度。根據一項鮮為人知的美國法例,香港的訴訟方可在美國提出文件透露申請,並可以將其運用於在香港進行的訴訟。

訴訟人取得在美國透露的文件,這對於他們在香港進行的婚姻、商業或刑事訴訟能否取得勝訴,往往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本文論述:如何才能透過美國的文件透露制度,協助訴訟人取得勝訴?訴訟人透過這制度可以取得甚麼資料?以及,訴訟人需要提出甚麼證明,使其文件透露申請獲得法庭接納?

從美國的文件透露取得重要證據

許多案件的情況是:某一方要求另一方作出透露的文件,其所在地方經常會是美國,而不是進行訴訟的地方。美元電匯往往通過紐約的代理銀行進行;Twitter貼文和Google資料,往往存放在加州的伺服器上;供應商所持有的應收賬款,可能會是在德克薩斯州。香港的訴訟人可透過一個方法,取得存放在這些源頭的文件資料和證供。

美國法典》第28卷第1782條(其標題為:「向外國與國際審裁庭和向在該等審裁庭進行訴訟的訴訟人提供協助」)規定,美國法院有權協助外國訴訟人取得存放在美國的證據,從而讓其得以運用於在外國進行的法律程序。

我們試以MiranaKwong女士及其丈夫Joshua Kwan先生的離婚案件作為例子。根據MiranaKwong女士向法庭提交的文件,當她發現丈夫與其他女性來往後,夫婦二人乃向法院提出離婚申請,結束雙方24年的婚姻關係。Mirana Kwong女士的丈夫供稱,他的收入並非十分豐厚,然而,他是來自一個富有家族,而他本人也是一位成功商人,所以Mirana Kwong女士相信其丈夫一定是有所隱瞞。

Mirana Kwong女士根據第1782條規定,向加州的法庭提出申請,要求當地10間公司(她的丈夫是該10間公司的董事)作出相關的文件透露。後來證明,她的這一做法十分正確,因為根據所透露的文件,該些公司都是由其丈夫擁有,而且都是價值不菲(參看Kwong Mei Lan Mirana v Battery Tai-Shing Corp., No. 08-mc-80142 JF(RS), 2009 WL 290459 (N.D. Cal. Feb. 5, 2009))。

該項法例在近期也使用於一宗與億萬富豪兼賭場大亨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他也是一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共和黨政治捐獻者)有關的訴訟。他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訴訟,控告《華爾街日報》一位派駐香港的記者,理由是該名記者在其一篇報道中,將他形容為是一位工人階級出身,來自美國麻省的多賈斯特 (Dorchester),生性好鬥,說話下流的億萬富豪。

該名記者在其辯護過程中,向美國法院提出文件透露申請,並從阿德爾森的朋友、同事、保鏢、司機,甚至他的拉比那兒取得證據,證明他所報道的事情屬實。該宗案件於本年1月達成和解,雙方均無需向對方作出賠償,而該名記者所作的報道,仍登載於《華爾街日報》的網頁上(參看In re O’Keeffe, 650 Fed. App’x 83 (2d Cir. 2016); Adelson v O’Keeffe [2014] HKCFI 1464)。

香港的訴訟人可以取得甚麼資料?

香港的法院只允許在審訊前作出有限度的文件透露,不接納審訊進行之前的任何第三方證人供詞,並且通常需要獲得法院的許可。

美國提供多種文件透露工具給訴訟人選擇,而香港的訴訟人也可以運用它們。

任何相關但並不享有保密權的文件

香港的訴訟人可以根據第1782條的規定,強制第三方交出任何與該訴訟人的案件相關,由該第三方管有、保管或控制,但並不享有保密權的文件。任何一方如被妥為傳召,都必須交出任何他有「法定權利取得的文件(倘有如此要求提出)」。

證人可被強制將文件從世界任何地方,帶到相關的司法管轄區。因此,一間在德國的醫藥公司,可以對位於紐約的顧問公司-麥肯錫公司-作出傳召,要求後者將存放在德國的文件交出(參看In re Gemeinshcaftspraxis Dr. Med Schottdorf, No. Civ. M19–88 (BSJ), 2006 WL 3844464 (S.D.N.Y. 2006))。

長達七小時的宣誓證供

此外,第1782條也可以用來強制證人作供 – 時間可長達七小時,並可以進行錄像,以及要求證人在宣誓下作供。證人倘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可被視作在宣誓下作假證供。此外,如果他拒絕回答任何向他有效提出的問題,他也有可能被控藐視法庭。

提出文件透露申請,需要一些甚麼證明?

美國法院擁有廣泛的酌情決定權,可以批准或拒絕接納任何人根據第1782條提出的申請。首先,申請人必須證明下列三點:

目標人士須為一名在相關法院的所在地居住,又或是可於相關法院的所在地找得到他的「人士」

該「人士」必須是一名自然人或法人,而並非政府機關。因此,倘若有人提出申請,要求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提供導致戴安娜王妃身亡的車禍資料,美國法院必然會拒絕接納有關要求,因為中情局並非一名「人士」(參看Al Fayed v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29 F.3d 272 (D.C. Cir. 2000))。

此外,該「人士」必須在相關法院的所在地居住,又或是可於相關法院的所在地找得到他。一名目標人士即使只是路過該地,他也有可能因此會被「標記」和傳召,儘管他與該地並無任何聯繫。倘若他拒絕遵從有關要求,那麼他將有可能被控藐視法庭。例如,一名法國公民在美國曼克頓的一個藝術廊被送達「傳召證人出庭令」(subpoena),他因此必須在紐約出庭作供,儘管他與該司法管轄區並無任何聯繫(參看Edelman v Taittinger, 295 F.3d 171 (2d Cir. 2002))。

所透露的文件須「用於」在「外國或國際審裁庭」進行的訴訟

該等文件透露,必須與在香港所進行的訴訟有關(儘管其並非必然可被接納)。該項法例是以「審裁庭」一詞來代替「法院」,理由是:除了傳統的民事或刑事案件外,它也可以適用於行政法聆訊、公法仲裁,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私人商業仲裁。

除此以外,該等文件透露並非只適用於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即使它所涉及的,只是「預期」提起的法律程序,法庭也可以批准有關的文件透露申請。然而,在實際情況中,只有當所提出的申索、證據、審訊地等皆十分明確,法庭才會批准有關申請。

要求透露文件的人是一名「有利害關係的人」

任何人根據第1782條提出申請,他在相關的外國訴訟中,必須是一名「有利害關係的人」。在一項於香港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某人如果是被指明一方,他便可算是當中的「有利害關係的人」;其他在該法律程序中享有「參與權利」(例如提交證據,或是就最終裁決提出上訴)的人,也可算是「有利害關係的人」,並有權提出相關申請。

在一項於香港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某人如果只是並不享有參與權利的第三方,那麼他便不能算是當中的「有利害關係的人」。因此,任何只對最終結果享有「經濟利益」的非訴訟方,都不能算是「有利害關係的人」(參看Certain Funds, Accounts and/or Investment Vehicles v KPMG, LLP, 798 F.2d 113 (2d Cir. 2015) (in dictum))。

法院如何行使酌情決定權

訴訟人如果符合該等規定,法院便有可能(但並非必然)會批准有關申請。

然而,在作出相關決定前,法院會先行考慮下列四項因素:

文件透露的目標人士在香港所進行的訴訟中,須為被指明的一方

對於該等在外國法律程序中被指明的訴訟方,即使美國法院對他們具有司法管轄權,但也不會願意對他們作出文件透露命令,理由是香港法院事實上已可輕易地向他們下達提交證據的命令。

沒有任何「有力證明」顯示外國法院不欲在美國進行文件透露

假如香港的法院或是香港政府表示它們不欲進行文件透露程序,美國法院也可以據此拒絕接納任何有關申請。所以,倘若外國檢控部門致函美國法院,指出美國進行有關的文件透露,將會對他們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工作造成妨害,而美國法院也可能會因此拒絕接納有關申請(參看Schmitz v Bemstein Liebhard & Lifshitz, LLP, 376 F.3d 79, 84 (2d Cir. 2004))。

即便如此,香港法院對第1782條所提供的協助,經常都是持歡迎的態度,因此香港在這方面理應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提出有關申請並非意欲規避外國的證據規則

最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要求進行文件透露的申請人,其目的是否為了逃避受香港法院規則的規管,從而導致第1782條被濫用。這基本上需要證明,申請人要求進行文件透露,是否懷有「不真誠」的意圖?一個較為罕見的例子是:法院以懷有「不真誠」的意圖作為理由,拒絕接納一項文件透露申請,原因是申請人在外國法院已提出一項內容完全相同的文件透露申請,並正在等候該法院的裁決(參看In re Microsoft Corp., 428 F. Supp. 2d 188 (S.D.N.Y. 2006))。

不會為目標人士帶來「太沉重負擔」

如果要求透露的文件類別曖昧不明,又或是文件所涵蓋的時間過於久遠,美國法院通常會因此拒絕接納有關申請。曾經有一項文件透露申請,其所涉及的文件,可以追溯至幾近30年前,美國法院認為這給對方帶來太沉重的負擔,因而拒絕接納有關申請(參看In re Apotex Inc., 2009 WL 618243 (S.D.N.Y. 2009))。事實上,任何要求的提出,首先是它必須具有針對性。

最後必須謹記的一點是:法官也是人,所以如要向法庭提出要求,便應當動之以情,而法庭對於是否接納有關申請,享有廣泛的酌情決定權。在法律上,即使你已通過各項驗證,但最重要的還是,你必須向法庭明確展示:你的當事人是一個「好人」。

程序

根據第1782條提出的申請,是由訴訟方單方面向法庭提出。一般而言,法官會先行閱讀有關申請,若他認為表面的理據成立,便會簽署和批准該項申請;但真正考驗的出現,是在目標人士於較後時間,動議「撤銷」有關的「傳召證人出庭令」之時。

結語

要使相關法律工作得以順利推展,主事人必須促使港、美兩地的法律團隊相互緊密合作。美國律師對香港的情況所知有限,他們對某些事情的處理,可能會不符合香港法院的要求。同樣地,香港律師所實施的舉措,在如何與美國的文件透露程序協調方面,可能也會面對同樣的困難。因此,作為律師的,必須對兩地分別採取的措施作出仔細規劃,並協同一致地執行,從而讓所透露的文件,能夠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取得。

Jurisdictions: 

高博金律師事務所(香港),主要負責人

 

韓先生是Kobre&Kim的擁有雙重資格香港和美國民事訴訟人,專注於涉及美國、香港和中國的跨境糾紛和政府執法行動。他經常代表香港和中國的機構,處理步及美國監管和刑事執法的程序,以及涉及復雜金融工具(包括證券,衍生工具和商品)的民事訴訟。

高博金律師事務所(美國華盛頓特區) 律師

Barnes先生是一位美國認證的律師,任職於Kobre&Kim的華盛頓特區辦事處,專注於美國政府執法國防事務,內部調查和監管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