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養人的經濟給養繼承 申索

根據《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第481章)(《條例》)第3及4條,在死者遺囑並沒有為受養人提供給養或給養不足;或根據無遺囑繼承的規則他/她無權分享該遺產;或死者沒有訂立遺囑的情況下,受養人可向法院申請從死者遺產中提供「合理經濟給養」。

誰可申請?

《條例》第3條規定,下列人士可申請從死者遺產中提供經濟給養:

  • 死者的妻子或丈夫;
  • 死者在夫妾關係中的妾侍或男方;
  • 死者的幼年子女,或死者因精神或身體不健全而無能力維生的子女。
  • 根據無遺囑繼承的規則,上述的家庭成員本應有權分享遺產,因此當死者的遺囑故意排除他們的繼承權時,他們就可提出申索。

在緊接死者去世前是完全或主要靠死者贍養的以下類別人士:

死者的前妻或前夫 – 但若他/她再婚,該命令將會失效;

  • 死者的父親或母親;
  • 死者的成年子女;
  • 任何人(非死者子女),而死者生前視該人為死者所曾締結的任何一段婚姻所建立的家庭的子女,且在緊接死者去世前,該人是完全或主要靠死者贍養的 – 即繼子/女;
  • 死者的半血親或全血親兄弟姊妹;及
  • 在緊接死者去世前完全或主要靠死者贍養的任何人。

只有死者的成年子女才有權根據無遺囑繼承的規則分享遺產,因此他/她必須被排除在死者的遺囑之外,同時必須證明自己是死者的經濟受養人,才有權根據《條例》獲得濟助。

同時,不論申索人與死者的關係,只要申索人在緊接死者去世前是完全或主要靠死者贍養的,即可提出申索。然而,此類申索人必須解釋他/她與死者是基於何種關係獲得死者的財政支持。

何謂「合理經濟給養」?

《條例》第3(2)條訂有兩項準則,用以決定申請人是否有「合理經濟給養」:

  1. 由死者在生的丈夫或妻子(或在夫妾關係中的妾侍或男方)提出,不論配偶是否需要此給養以維持生活,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接受這種經濟給養是否合理;
  2. 於任何其他申請,法院會考慮經濟給養在所有情況下是否合理,以使申請人能夠獲得贍養。

換句話說,為了協助法院審理申索,不可避免的是申請人將需要以誓章形式詳細陳述與死者的關係, 以協助法院考慮案件的所有情況及書面證據,證明他/ 她以往獲得經濟支持。申請人必須詳細披露私人關係,亦會透露給訴訟的其他當事方,可能會令人痛苦和尷尬,尤其是該段關係在死者在生時通常不獲其他家庭成員接受,而家庭成員正是此類申索的另一方。

法院考慮的因素

《條例》第5條為法院在決定申索人是否獲得合理經濟合養的因素提供了指引,這些因素通常包括:

a) 申請人所擁有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擁有的經濟資源,及申請人所面對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面對的經濟需要;

b) 其他任何申請根據第4條作出命令的人所擁有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擁有的經濟資源,及該人所面對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面對的經濟需要;

c) 死者遺產的任何受益人所擁有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擁有的經濟資源,及該受益人所面對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面對的經濟需要;

d) 死者對任何申請根據第4條作出命令的人或對死者遺產的任何受益人所負有的任何義務和責任;

e) 死者淨遺產的多少及性質;

f) 任何申請根據第4條作出命令的人,或死者遺產的任何受益人,在肢體上或心智上的弱能狀況;

g) 法院在該個案的情況下認為是有關係的任何其他事宜,包括申請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行為。

必須注意,根據《條例》第6條,此類申索的申請期限一般為自最初取得死者遺產的承辦之日起計六個月。有迫切財務需要的申請人,可向法院申請臨時命令,從死者淨遺產中撥出款項以付給申請人;亦可命令構成死者淨遺產一部分的財產即可動用或能供動用,以應付申請人的需要。

HCC v LPL, the sole Administratrix of Estate of KKW, Deceased (2019)一案顯示了六個月申請限期的重要性。案中的死者去世前,申請人與死者同居了18年,申請人打算根據《條例》第3(1)(b)(ix)條申請經濟濟助,金額為300萬港元。申請人承認,她「遲了最少205天」提出申請,尋求法院許可。答辯人是死者的妻子,她反對該項申請。

參考LZX v WYL (provision: family and dependants) (2012)有關逾期申請的指引,法院有絕對酌情權,「原告有責任提供足夠的理由,為何在超出一般規定的範圍提起訴訟,剝奪了受該範圍保障的人的利益……申請人必須提出實質事例,令法院行使其法定酌情權延長申請期限的做法公正和適當」(強調後加)。此外,LZX的判決提出的另一個相關考慮因素是,「拒絕延長期限是否會使申索人無法對任何人進行申索」。

申請人提出的延誤理由是:「如果她能夠(i)留在該物業中,並(ii)通過收取泊車位租金來維持生活,她認為沒有必要申請經濟給養,因她不想對答辯人造成麻煩,雙方理解她可以留在該物業」,她提出法援申請,並已被拒絕。然而,法官認為,即使申請人的意圖並非對答辯人造成麻煩,但有見Hammer(持有該物業的控股公司,死者是公司的董事和股東)在八個月前已向原訟法庭提起訴訟收回該物業,將申請人視為侵入者,申請人這麼遲才申請法援「是荒謬的」。

法院「不認為[申請人]可提供充分理由,證明她延遲提出申請有正當理由」,加上她在Hammer提起的案件中的行為,以及答辯人曾試圖與申請人進行談判。她被裁定「無法盡其責任提出可論證的理由,根據《條例》申索經濟給養」,其申請因而被拒絕。

上述案件的重要性在於,任何獲得經濟支持的人,在提供者去世後應立即尋求法律諮詢,不論是否有其他家庭成員代表死者繼續提供經濟支持。一般而言,上述人士可於法院存檔知會備忘,以便當有人有意申請管理死者的遺產時得悉有關申請,同時又能提醒上述人士提出相關申索的申請期限。

成年子女能否成功申索合理經濟給養?

從過去的案例來看,成年子女申索合理經濟給養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不論是否符合《條例》第3及4條或英國1975年《繼承法(供養家庭和受養人)》(下稱「1975年法令」)的規定。申索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案件的事實,尤其是如果成年子女申索人與已故父母的關係疏離。

香港成年子女的合理經濟給養索償

香港法院通常不受理成年子女向已故父母的遺產提起合理經濟給養的申索。以下案例說明了成年子女在提出此類申索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即使其父母在去世前曾贍養他們:

1.Kwan Chi Pun v Lai Hoi Yee [2016] 4 HKLRD 689

母親(死者)於2011年10月去世;根據她在1989年4月25日訂立的遺囑,其弟(Kwan,原告)被指定為遺產執行人及唯一受益人。審訊結合兩項訴訟:第一項是Kwan尋求向死者的女兒(Hoi Yee)收回一個物業,該物業屬於遺產的一部分,並已轉移給他;第二項與當前的討論有關,Hoi Yee試圖根據《條例》第4條將物業轉移給她,或一百萬港元用作購買物業。

該物業於1987年由死者與她當時的丈夫(即Hoi Yee的父親(Lai))聯名購買;死者於1988年6月簽署了另一份買賣協議,獨資購買該物業。1989年,死者與Lai離婚;Hoi Yee當時5歲,死者獲得單獨監護權。從那時起,死者與Hoi Yee居住在該物業。Hoi Yee於2002年離港赴加拿大求學,每年聖誕節返港與母親同住。

法庭承認Hoi Yee有權根據《條例》第3(1)(b)(vi)條,提出第4條訂明的申索,但法院審視了她的情況:她是死者的成年子女,審訊時已32歲,但在之前4年才開始工作,評論說「迄今為止她的事業不能說成功」。在審訊時,「她獲入境處承辦商聘用為測試員,合約期一年,扣除強積金供款後,月入13,000港元。她單身,沒有男朋友。」一位專家證人還提供了醫學報告,指由於母親的去世及主要因為與舅父的糾紛,Hoi Yee患有適應障礙、焦慮和情緒低落。但是,該報告指出,「預後並非負面」,「目前的治療頻率為4至6週一次,可能需要治療直至訴訟結束後大約6個月」。她聲稱:「為了準備她從加拿大回港,母親曾與她討論過出售該物業,再聯名購買更大的物業。」

關於Hoi Yee的工作,法官評論她「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她擁有加拿大學位,顯然有優勢未發揮。」法官還對Hoi Yee與母親的關係表示懷疑,因法院收到證據顯示Hoi Yee在得知母親去世後的舉止和行為,以及Kwan的證供表明「母女關係不密切,他的姐姐(死者)覺得Hoi Yee拖延畢業時間,對她造成負擔。」法官還評論說,「Hoi Yee沒有理由相信,只要她願意,母親就同意與她同住。」

最終,Hoi Yee根據第4條提出的申索被駁回。法官認為,「Hoi Yee對母親的依賴,必須隨著母親的去世結束。毫無疑問,母親曾可觀地付出了其個人開支為Hoi Yee提供了相對而最好的教育。Hoi Yee曾留學海外,為獨立生活打下了良好的開端。」此外,死者購買了人壽保險,受益人為Hoi Yee,在2012年支付了130萬港元的賠償,法官認為「該利益必須被視為用作在母親去世後贍養Hoi Yee的資金。」儘管死者在遺囑中沒有給予Hoi Yee任何遺產,但法官表示:「我不同意不給予她任何遺產是不合理的。」Kwan亦同意向Hoi Yee提出更好的條件,准許Hoi Yee繼續免費居住在該物業數個月,並同意在出售物業後向她支付淨收益的15%。

2. Tang Tim Chue v Tang Ka Hung Robert & Anor [2018] HKCU 2818

Tang Tim Chue (TTC)根據《條例》申請從其父親(死者)的遺產中獲得經濟給養。答辯人是死者遺囑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他們是TTC的同父異母兄弟姊妹。死者遺囑指示將所有遺產留給葉女士,死者與TTC的母親離婚後,與葉女士同居並生下四名子女。TTC要求從其父親的遺產中每月收取港幣112,491元贍養費,以供養其妻子和兩個兒子及維持祖屋。這是基於死者在一次生日聚會的「點燈儀式協議」,死者(在祖母、TTC的母親和TTC面前)承諾死後會把個人財產分成4等份,其中2份分給TTC。原訟申請被駁回(2012年6月),因TTC「未能符合《條例》第3(1)(vi)條的要求,證明在緊接死者去世前,他是完全或主要靠其父親贍養,由其父親提供免費住宿或以其父親的土地收租[據TTC稱]為生。他沒有資格根據條例提出申請。」至於「點燈儀式協議」,儘管法官同意死者未履行道德義務,但他認為「父親違反點燈儀式協議的承諾不能當作有效。」

TTC發出傳票以援引新證據,並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要求推翻原訟法官關於他未能證明自己在緊接死者去世前完全或主要靠其父親贍養的判決。

法庭駁回了上訴,指TTC再次未能證明他由死者贍養。TTC的論點如下:

1. TTC與死者一起居住的祖屋是由死者提供的。

上訴法庭認為,原審法官有權根據證據指出,即使TTC獲祖屋作為住所,也未能顯示祖屋是第3(1)(vi)條所指「由死者」提供的(強調後加)。上訴法庭還認為,進一步的證據顯示,在緊接死者去世前,TTC並非在祖屋居住。

2. TTC稱,死者授權他從死者擁有的土地收取租金,以供養其家庭,顯示他與父親的關係得到了改善。

上訴法庭認為,TTC無法提供進一步證據,只是重複原訟法庭的論點。上訴法庭認為,TTC因小事對死者提起過惡意訴訟,TTC是其母親提起離婚程序背後的「推手」,以及2004年(死者去世前一年)死者的遺囑指示其前妻、TTC和他前妻的女兒禁止參加他的追悼會/喪禮/葬禮,並將他們的名字從遺囑中剔除。

英國的判例

2017年,英國最高法院下達了對Ilott v Mitson案的判決,這個判決備受關注,因為這是首次有合理經濟給養的申請訴至最高法院。下面我們看看法院對Ilott v Mitson案的判決,以及其後幾項成年子女提出的合理經濟給養申請。

1. 限制「贍養」判給:Ilott v Mitson[2017] UKSC 17

Ilott太太是Jackson太太的獨生女。Ilott太太於1978年離家出走,與Jackson太太不同意的男朋友同居,此後二人關係疏離。Jackson太太於2004年去世,享年70歲。在1984年的遺囑和願望信中,Jackson太太說:「她[Ilott太太]…想與我脫離關係,所以在我死後,她從我這裡什麼也得不到。」她的最後一份遺囑於2002年訂立,傳達了同樣的情感,並指示將遺產(價值約48.6萬英鎊)贈給三個動物慈善機構。Jackson太太去世後,Ilott太太根據「1975年法令」申請了「合理經濟給養」。

初審時,法官裁定Jackson太太「沒有為Ilott太太提供合理的給養」,判給她一筆過50,000英鎊的款項。Ilott太太提出上訴,理由是數額不足。她尋求獲得「相當於遺產一半或更多的經濟給養」。上訴法院裁定,地方法院法官的判決錯誤,並判給Ilott太太143,000英鎊,用以購買她居住的房屋,以及另外20,000英鎊。Ilott太太向最高法院上訴。

最高法院裁定,在此案中Ilott太太與已故母親的關係「非常重要」,長達26年的疏離關係是Jackson太太訂立遺囑的原因,也反映出Ilott太太「不僅並非受養的成年子女,且她的生活完全與母親分開,對獲得母親的遺產沒有任何期望。」

最高法院強調,贍養的概念「不能擴展到申索人希望擁有的任何東西,最高法院強調,贍養的概念「不能擴展到申索人希望擁有的任何東西,而必須顧及日常生活費用」,按照申索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參考1981年的一項判決(In re Dennis, deceased)贍養的定義是「提供收入而不是資金」。最高法院還重申了遺囑自由的重要性。上訴法院認為,Jackson太太選擇的慈善機構,與Ilott太太沒有任何「競爭需要」。最高法院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即使「她一生中與慈善機構沒有任何特別聯繫……[它]代表了她自由選擇和考慮的受益人」,因為立遺囑人的意願是「1975年法令」申索應考慮的因素。

最高法院恢復了原審一筆過50,000英鎊的判決。

2. 遺產的10%傳給子女?: Wellesly v Wellesly & Ors [2019] EWHC 11

同樣,在另一宗案件,關係疏離的女兒Tara Wellesley就其父親第七代Cowley伯爵的遺產提出合理經濟給養申索,價值130萬英鎊。已故Cowley伯爵遺贈Tara 20,000英鎊,其餘財產留在信託基金,供其第四任妻子使用。女兒與父親疏離了30多年,她辯稱這是由繼母造成。法官認為,疏離實際上是因她酗酒和吸毒所致。

法院駁回了Tara的申索,認為Tara能負擔自己的生活,在成年期間沒有得到已故父親的經濟贍養。她僅獲得伯爵留下的20,000英鎊。Tara還聲稱,在有繼承權的情況下,要求她依靠國家福利生活是違反《人權法》的。法院對此予以拒絕。她亦辯稱,判例(援引Ilott v Mitson案)確立了先例,把遺產的10%傳給子女。法院再次駁回了這個論點,因為每宗案件須視乎其個別情況而定。

3. 並非疏離但「沒有希望」的情況:Shapton v Seviour [2020] 3 WLUK 537

Colin Seviour於2016年8月去世,把全部財產(價值約268,000英鎊)留給妻子Maria Seviour。據了解,Colin和Maria計劃在Maria去世後,將財產平均留給先前婚姻生下的四個子女(各兩個子女)。Colin死後,Maria訂立新的遺囑,剔除了Colin的兩個子女(Carly Shapton及其兄弟),因為Maria和Carly鬧翻了。因此,Carly根據「1975年法令」申索合理經濟給養,聲稱他們不繼承父親的遺產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與父親的「關係非常親密」。她要求足夠購買一棟新房子的資金,給她兩名子女獨立房間和丈夫一間辦公室。

法官評估了雙方的財務狀況。聆訊時,Carly和她的丈夫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們都在酒店業工作。儘管二人沒有積蓄,並欠下了20,000英鎊的信用卡債務,但他們的房子價值240,000英鎊。另一方面,Maria在Colin死後不久被診斷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被迫放棄工作,靠國家福利維生,住在她以前與Colin同住的改建房屋中。在審訊時,她需要靠輪椅代步。Maria有大約57,000英鎊的儲蓄和債券。

法官駁回了Carly的申請,認為該申請「絕對沒有希望」。法官評論說,遺產的規模中等,意味著「其中約80%已綁在Maria的房子,她在這裡住了很多年,希望繼續住下去。…[另外,]Maria身患重病……她需要錢才能有尊嚴和舒適地度過餘生。」相比之下,法官認為Carly的申請「是基於她有權獲得其父親四分之一財產的權利。」他還評論說,Carly和她的丈夫「相對富裕,儘管他們欠了20,000英鎊的信用卡債務」,他評論這是「自找的」。這對夫婦的「合共收入高,足以滿足他們的日常需求。」法官還執行了Colin和Maria的遺囑自由,認為更改遺囑是Maria的「權利」。

除了申訴失敗外,Carly還被勒令支付12,500英鎊的訟費,訟費相對較低是因為Maria的律師提供無償服務。

4. 關係疏離但成功申索的例子?Re H (Deceased) [2020] EWHC 1134 (Fam)

案中的父親於2016年去世(死者),把價值554,000英鎊的遺產留給案中的母親。母親在丈夫去世後搬進護老院一段時間。死者的女兒C申索經濟給養以購買一間兩房公寓(約380,000英鎊至500,000英鎊)、繼續進行心理治療的資金、更換汽車的資金,以及「用於補貼她的和兩個未成年子女生活費的資金」,因為她患長期精神病,無法工作,靠國家福利過活。她的申索加上遺產稅(香港已於2006年廢除遺產稅)將超過該遺產的價值。

法官採用了Ilott案的兩階段方法,提出了兩個問題:

i) 遺囑是否為C提供了合理經濟給養;

ii) 如果沒有,現在應該為C提供怎樣的合理經濟給養?

儘管在父親去世時,C已與父母疏離了10多20年(精神科醫生和C對日期提出異議),而死者在去世前多年並未向C提供經濟援助,法官仍判給她死者遺產約四分之一(139,918英鎊)。法官認為,她毫無疑問「處於有真正需要的境況」,但也考慮了她與死者關係疏離,以及「首要是確保C的母親(遺囑的受益人)有足夠資金維持餘生的生活。」

該案亦考慮了「按條件收費協議」(CFA),即按案件的成敗決定訟費,是否可以構成根據「1975年法令」作出的裁決的一部分。法官跟隨在聆訊前9天下達的一項判決(Bullock v Denton),認為必須在C支付訴訟費用的需要與公平分配遺產之間取得平衡,判給她申索的CFA的大約一半,因為若她必須自己承擔訟費,就會無法滿足基本需求。

上述英國案例與香港案例的分別在於,與《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要求不同,在英國申索遺產的成年子女,毋須證明在緊接死者去世前由死者贍養,儘管該條例主要以英國的類似法例為基礎。在成年子女就遺產提出申索方面,香港其後的立法突顯了香港法例與英國的區別。換句話說,任何人均可通過在香港訂立遺囑,取消子女的繼承權,不論這種安排是否會為子女帶來經濟困難,以及子女是否會因這種財務安排而須依賴社會福利為生。雖然香港不被視為「福利國家」,但任何人若有可能靠父母的財產來滿足基本財務需要,是否還應獲得社會福利呢?這點仍然存在爭議。

最終考慮

挑戰可能獲得繼承權的方法眾多,近年來根據《條例》提出的申索大幅增加。在香港日益富裕的社會中,傳統的家庭結構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增加(尤其是與樓價相關的財富增加)相信是原因之一。這種申索涉及數額可以很可觀,在很多情況下,受養人可獲得與死者配偶一樣多遺產,而其他家庭成員所獲得的遺產可能不如預期。

在申請從遺產中支付的過程中,靈活變通的處事方式,以及申索人與受益人之間妥善管理的談判,有時可以迅速解決這種性質的繼承糾紛。否則,就必須通過訴訟解決。香港法院通常有酌情權決定適當和合理的經濟給養。

總括而言,這是一個專業而複雜的執業領域,在評估申索是否合理時要考慮許多因素。由於此類申索由擁有整體裁量管轄權的家事法庭審理,而每宗案件均非常具有事實敏感性,因此,在決定適當的濟助和申索時,應向有經驗的法律從業人員尋求法律意見。 

Jurisdictions

高葉律師行合夥人

葉律師自 2000 年成為香港的一位合格律師,他的專長是爭議解决,在這個領域他被《錢伯斯亞太》雜誌評為「領先個人」。直到最近,他還在一家領先的香港律師事務所擔任爭議解決團隊的合夥人及私人客戶部主管。葉律師善於幫助個人及其家庭管理個人和財富相關事務,包括信託與遺囑認證(訴訟和非訴訟的)、家庭辦公室與精神能力問題。他在遺囑認證的各個領域都有豐富的經驗,並能幫助客戶進行遺產規劃,從正確起草遺囑到構建複雜的信託,使其不受任何潛在危險的影響。      

RPC 合夥人

RPC 高級顧問及認可調解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