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藐視法庭

賈洛培合夥人,商業糾紛律師,的近律師行

任職投資銀行的RurikJutting去年11月被控以暴力雙重謀殺兩名印尼籍女子,全球新聞媒體當時都將注意力集中於香港。隨後一段時間,國際媒體幾乎天天都對該案件作出繪形繪聲的描述,而對該案樂此不疲地進行報導的,除了新聞媒體外,還包括社交媒體平台。相信Jutting的案件於2015年初開審時,全球新聞媒體屆時將雲集於此。

該案發生之前,香港的藐視法庭法例(當中規定在審訊之前或是在審訊期間,可以報導或不得報導哪些消息)是非常重要的條文,在作出全面驗證之前,我們應先對其進行仔細研究。然而,此等在互聯網時代出現之前制訂的法例,是否能夠真正維護其所致力維護的司法公正呢?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就藐視法庭法例發表報告書,最近期的一次是在1986年。當時法改會所下的結論是,藐視法庭一詞的意思及其施行具有相當不確定性,建議制定綜合性的《藐視法庭條例》。最後,政府並沒有就法改會當時提出的建議採取任何相應行動。現在距離法改會提出該建議的時間已差不多30年,許多事情已發生了改變,特別是互聯網的發明,為新聞報導及出版帶來了本質上的改變。從「谷歌」的快速搜尋得知,人們透過商業性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獲得提供互聯網服務,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而萬維網的問世,則是在1989年(即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其最近期報告書之後3年)。互聯網給文化和商業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通過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等等),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

本文旨在探討在香港的藐視法庭法例下,香港以外地區的發行人是否需要承擔香港發行人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香港發行人的法律責任

此中的基本概念是,一篇報導或文章的發表,當中內容如果非常有可能對司法公正造成妨礙,這便構成對法庭的藐視。法例規定,發行人只需要具有登載該文章的意圖,並通過登載該文章,對司法公正構成了實質妨害。至於該篇文章的內容如何,這與發行人的主觀意圖並不相關。廣義而言,發佈不合適的資料,對審訊的司法公正必然容易構成妨礙(假如是在審訊過程中,則必然會被認為非常有可能構成妨礙)。由於陪審團遠較法官獨自一人審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因此本文所討論的藐視法庭,主要是指新聞媒體可能觸犯的,並對陪審團的公平審訊造成妨害的藐視法庭情況。

相關判例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香港自2000年以來,只曾審理過3宗涉及藐視法庭的案件,而案中被控作出不當報導的本地發行人和編輯,均被裁定藐視法庭罪名成立。

在首宗案件中,涉及觸犯藐視法庭罪的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該報於一名男子涉嫌謀殺一名5歲兒童案件的審訊過程中,刊登了一篇報導,當中提及案中被控人的名字,並且刊登了他的照片,及形容他是一名戀童癖者。控方在審訊過程中,並沒有就該等指稱提出任何證據,而該等指稱事實上也並非控方案情的一部分。此外,蘋果日報所作的這篇報導,當中亦載有若干存在進一步問題的資料。該報的發行人及編輯最後被裁定藐視法庭罪名成立(Gall J. 在 HCMP No. 1926/2000一案作出上述判決(未經報導))。

在第二宗案件中,太陽報在一名被控綁架及謀殺一名兒童的人士受審的前一天,登載一篇以《滅絕人性》為題的報導,從而討論該宗謀殺案件,並刊載了該名兒童的姓名,對所指稱的法醫官證據作出了描述(後來被證實純屬虛構),及談論了兇手的殺人動機。第二天(亦即開審的第一天),太陽報再登載另一篇以《一滴血擒凶》為題的報導,當中刊登了該名兒童的照片,並指案中被告人即是犯罪嫌疑人,並刊載了該人的化名,及他與受害人母親的關係。此外,該篇報導也曾提及其他虛構證據,並附有一連串與該案無關的照片。最後,該報的發行人與編輯均被裁定藐視法庭罪名成立([2002] HKCU76)。

2006年,太陽報面對第三次同類檢控([2006]HKC540),並有另外兩宗分別於2013年7月和 8月提起的訴訟等候宣判。

可能的結論

上述各例子顯示出三個我們可能下的結論:(i)香港傳媒對於所刊登的報導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鮮有越界﹔(ii)並沒有人將該等不當報導向司法機構提及以引起他們的關注﹔又或是(iii)司法機構對所存在的藐視法庭情況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

海外發行人在香港的潛在法律責任

《裁判官條例》

香港在這方面的法例有一項特殊規定—《裁判官條例》就「交付審訊程序」對傳媒作出了報導上的限制。《裁判官條例》第87A條訂明:「任何人不得就在香港進行的任何「交付審訊程序」,在香港以書面發佈或廣播載有任何並非為第(7)款所容許發佈的事項的報導。」第87A(7)條對於可予報導的內容,作出了範圍非常廣泛的限制﹔例如,傳媒只可以報導法院名稱﹔裁判官姓名﹔案中各方及證人的姓名、地址、職業及年齡;被控人被控告的罪行或其摘要;在該程序中受聘的大律師及律師的姓名;裁判官將被控人交付審訊的決定﹔如「交付審訊程序」延期進行,延期所至的日期及地點;以及被控人是否獲得法律援助等。任何人所作的報導如違反第87A條即屬違法,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10,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裁判官條例》對「交付審訊程序」一詞的含義作出了界定和運用。因此,「交付審訊程序」的開始時間,並非始於裁判官實際決定將一名人士交付原訟法庭審訊那一刻,而是該名人士被控觸犯一項可公訴罪行,並被首度帶至裁判官席前之時。然而,這項規定(似乎)經常被媒體及律政司司長所忽略或忽視。事實上,任何人如違反《裁判官條例》第87A條,律政司司長有責任向其作出檢控。

媒體對Rurik Jutting一案的報導

當新聞媒體近期報導了Rurik Jutting因涉嫌在其灣仔寓所謀殺兩名印尼籍女子而被警方拘捕和提出檢控後,上述該項特殊規定便顯得更加具體。Jutting被捕後,所有有關他本人、受害人及犯罪現場(以及許多其他事宜)的詳細資料、圖像、照片和報導,均見於本地及國際新聞中。Jutting被捕後,有關他的新聞還是持續不斷地報導,甚至在他就一項「暫時」指控被帶到裁判官席前應訊之後,情況依然如是。由於Jutting被帶到裁判官席前應訊後,很可能會被控以謀殺,因此根據《裁判官條例》,各新聞媒體應當注意《裁判官條例》第87A條就傳媒報導香港的「交付審訊程序」所作的限制。

一些英國傳媒對Jutting的被捕及被提出檢控,作出了繪形繪聲的報導,這會令人想到,該等報導假如是由香港的傳媒作出,當會引起律政司司長的關注。但英國的傳媒會認為,它們的報章主要在英國發行,因此實無須理會香港法例作何規定。

潛在法律責任

今天,人們只要擁有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其他通訊設備,便可以一天24小時不停地瀏覽國際和本地媒體的報導。從法律的角度看,一篇網上文章的發表(透過張貼於某一網站上)地方,並非在設立該網站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所在司法管轄區,而是在閱讀該篇文章的讀者將該篇文章下載時,其所處身的地方。故此,該讀者如當時處身香港,那麼即使他是從英國或其他地方的報章網站下載該篇文章,該篇文章仍然被視作是在香港發表。
因此,一名海外發行人假如刊登一篇可在香港下載的網上文章,他同樣需要就藐視法庭或違反《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罪名承擔法律責任,猶如在香港出版、供香港市民閱讀的中文報章發行人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一般(參見上述的蘋果日報及太陽報案例)。

一個城市中假如有很多使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及類似設備的用戶,而該等用戶亦相當可能具備雙語能力,那麼可以想像的是,一篇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若是由香港的報紙發行人於香港登載,便會觸犯香港的藐視法庭法例的話,那麼它也必然同樣相當可能妨礙了司法公正。

然而,該發行人可能會辯稱,該篇文章是在有關審訊開始之前數月(甚或更久時間)便已經上載,因此不可能對現時正參與審訊有關案件的陪審團造成影響。這一說法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互聯網的能力是無窮的,它可以搜尋和即時檢索相關資料,並將其加以儲存。

當陪審員離開法庭後,他可能會使用智能通訊設備。假如陪審員有份參與審訊一宗廣受社會矚目的刑事案件,他每天晚上回家,可能會透過互聯網閱讀有關的新聞,看看傳媒對該宗案件有何報導,並在網上搜尋較早的、已儲存或緩存的文章。他的這種種做法,事實上都是人之常情。因此,該篇上載於網上的文章,其首次「違法」刊載的時間與審訊開始的時間距離多久,這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當該篇文章一旦上載後,陪審員便可以在審訊之前及在審訊期間(甚或於陪審團在陪審團室進行商議的期間)隨時於香港讀取。因此,要是有必要,法庭應當透過資訊科技系統,確定何時、何地,而最重要的,是何人曾經瀏覽和閱讀過有關的網上資料。

結論

香港在普通法下的藐視法庭制度由來已久,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香港對上一次考慮對這一方面的法律進行改革,是在萬維網發明之前,也是商業性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問世之前。

互聯網所產生的潛在問題,也許我們在目前無法給予迅速解決(除非索性不批准陪審員或潛在陪審員連接互聯網),但在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對上一次就藐視法庭這一課題發表報告書距今快滿30年之際,該委員會實應再度對其開展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