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病」與純經濟損失:香港法院會允許獲得損害賠償嗎?

現在人們認識到,「2019冠狀病毒病」廣泛流行不僅是一場健康危機,也是一場經濟危機。歐盟委員會預估2020年歐元區經濟將萎縮7.75%,而「經濟分析局」預估2020年第一季美國經濟降幅為4.8%。根據政府的估計,香港2020年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第一季下跌8.9%。

多篇文章對「2019冠狀病毒病」因疏忽傳遞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探討。本文研究了「2019冠狀病毒病」不慎傳播造成的純經濟損失是否可以獲得損害賠償。

要確立疏忽的法律責任,申索人必須證明四個要素:(1)「謹慎責任」(2)違反責任(3)因果關係及(4)損害。第(2)-(4)項在很大程度上是證據問題,並取決於每個特定案件的事實,但第(1)項要素(「謹慎責任」)主要是一個法律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下,很明顯是有「謹慎責任」的:司機須小心駕駛,以避免撞倒行人;僱主須提供安全的工作制度,以避免僱員受傷;而醫生則須熟練地練習他們的技術,以避免傷及病人。在其他情況下,「謹慎責任」的是否存在需要詳細的法律分析。舉例來說,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是否有「謹慎責任」避免傷害公衆,這是上議院(Hill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1989] A.C. 53)及英國最高法院(Robinson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 [2018] A.C. 736)都已討論的問題。在這些方面,是否存在「謹慎責任」的辯論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謹慎責任」,即使在原則上也不可能就疏忽提出申索。

避免「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的責任

談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疏忽責任,我們先從「謹慎責任」說起。可能的「2019冠狀病毒」携帶者有避免在行為上傷害他人的責任嗎?這取決於受影響的人的知悉。我們會想到四種可能性:(1)該人被診斷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2)該人的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但由於他曾與已知的感染者有密切接觸,因此已被隔離;(3)該人抵港時測試呈陰性反應,但他必須自我隔離;(4)該人是一名無病徵的病毒携帶者。

很明顯的是,情景(1)的人必定已知悉自己被感染,而情景(4)的人不知悉自己被感染。以下討論圍繞上述情況(2)及(3)的人,即在沒有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情況下被隔離或自我隔離的人。然而,他們意識到自己可能感染病毒的風險。

在香港,政府積極鼓勵市民佩戴口罩,並實施社交距離限制。自2020年3月起,訪港旅客須在家中自我隔離14天。社區人士非常清楚「2019冠狀病毒病」的危險,以及為避免傳播或感染這種疾病而可能採取的措施。基於上述本地情況,法院不大可能接受在第(2)及(3)兩種情況下沒有對他人的「謹慎責任」。如果沒有責任,那麽即使是情景(2)和(3)的人,如果不小心將「2019冠狀病毒病」傳染給他人,也可以免除疏忽責任,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避免不慎傳播的「謹慎責任」。

有關「沙士」疫情的Luk Mary v Hong Kong Baptist Hospital [2008] 1 HKC 141案例可能具有啓發性。在這案件,一名因泌尿系統問題尋求治療的患者在醫院置身於「沙士」的感染風險。他出院了,醫院沒有告訴他住在同一層樓的是「沙士」患者。隨後,他患上了「沙士」,並感染了他的一些家庭成員,包括他的姊妹。該姊妹以疏忽為由起訴醫院,而醫院則申請撤銷該姊妹的申索,聲稱該姊妹沒有身處距離醫院足够近的範圍內而要對她承擔「謹慎責任」。

Saunders法官應用了Caparo Industries Ltd. v Dickman & Ors. [1990] 2 AC 605 案中原則,認為在考慮醫院是否對該姊妹負有「謹慎責任」時,必須考慮本地情況。由於香港家庭的概念很廣泛,很可能包括一大群家庭成員,包括兄弟姊妹;因此,醫院有「謹慎責任」通知他人在醫院某樓層有「沙士」感染,及將通知擴大至姊妹,這主張是可論證的。換言之,法庭不相信,無論醫院如何粗心大意地沒有通知病人有關附近「沙士」病人的情況,即使該病人繼續傳染其家人,該醫院也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可能與Luk Mary案一樣,香港法院會得出結論,根據本地的情況,違反隔離或自我隔離措施的人確有「謹慎責任」,以避免將疾病傳染給更廣泛的社群。

違反責任

就情況(2)及(3)而言,視乎個別個案的不同而定,違反責任的問題應相對直截了當。受隔離令規管的人士須留在隔離中心,直至隔離期滿為止,而接受自我隔離的人士則須在自我隔離期間不得離開家。政府已實施追踪措施,例如定期致電有關人士查核其位置,以及要求接受隔離和自我隔離的人士佩戴腕帶,表示他們正在接受隔離或自我隔離。裁判官對那些違反隔離或自我隔離令的人持悲觀態度,經常判處立即監禁,甚至對認罪的初犯也是如此。

因果關係及損害

在情況(2)及(3),作為證據,因果關係及損害並不難確定。如果有食肆的顧客染上「2019冠狀病毒病」,事後又發現有病毒携帶者違反隔離或自我隔離令到該食肆,病毒携帶者很難抗拒他極有可能是「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源的推論。

純經濟損失與「謹慎責任」

然而,一種概念上不那麽直截了當的情況是,一個疑似「2019冠狀病毒」携帶者非但沒有真正感染任何人,反而導致一家企業倒閉並蒙受損失。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個例子是,一名違反隔離規定的人在被捕之前在餐廳用餐。我們可以假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須關閉,處所必須徹底清潔及消毒。除了經營者自掏腰包支付所招致的費用及損失的利潤外,該處所沒有受到任何有形的損害。由於處所不能使用的時間所造成的收入和租金的損失巨大,所以清潔費用可能會相對變得微不足道。「2019冠狀病毒」携帶者是否負有「謹慎責任」,不僅不能將疾病傳染給他人,而且不能導致如上所述的停業?

在這種情況下,本地法院在判決是否有「謹慎責任」時可能首先會參考一些原則。這涉及是否「公平、公正及合理」地施加這種責任的政策決定:Luen Hing Fat Coating & Finishing Factory Ltd v Waan Chuen Ming (2011) 14 HKCFAR 14採納及應用了Caparo Industries一案原則。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法院會參考任何有關的判例:何謂「公平、公正及合理」,將會根據有關的法律原則和已判決的案件而作出裁定。

乍一看,損失的收入及支付的租金似乎屬於「純經濟損失」的類別,這一片語因英國上訴法院對Spartan Steel & Alloys Ltd v Martin & Co (Contractors) Ltd [1973] QB 27的裁決而著名,在該案中,由於其與有形損害距離太遠,所以該種損失被認為是無法獲得賠償的。

Spartan Steel一案,被告的僱員在修路時,不小心損壞了與原告工廠相連的電纜,該工廠日以繼夜地運作以熔煉金屬並將其轉化為鋼錠。由於停電,熔化工作停止,而從熔化物中得到的鋼錠具有不同的質量。對熔化物的有形損害估計為368英鎊。此外,如果熔化物妥當完成,原告將獲得400英鎊的利潤。另外,在停電的14個半小時內,原告損失了1,767英鎊的利潤,這是如果工廠在此期間繼續正常工作的話,原告本可以賺取的利潤。

英國上訴法院以2:1的多數裁定,368英鎊和400英鎊的損失是可以獲賠償的,但1,767英鎊的損失則不可以。對鋼錠的損壞是可以獲賠償的有形損壞,而400英鎊的損失被認為是有形損壞的直接後果。然而,由於停產造成的1767 英鎊的利潤損失被認為是無法獲賠償的「純經濟損失」。Lord Denning MR(占多數)為這一結論列舉了6個政策原因。他的其中一項意見是,如果提供電力的法定機構引致意外故障,則無須對純經濟損失負上法律責任;把責任加諸在道路上工作的承建商身上,而不加諸電力供應商身上,是不正常的做法。他還觀察到,由於被告不可能知道工廠在停電造成的「停機時間」期間會獲得多少利潤,所以對利潤損失的申索程度將非常不確定。他認為,作為一個政策問題,如果經濟損失是單獨存在的,而不受任何有形損害的話,該經濟損失是不可獲賠償的。換言之,他認為無論路上的工人如何粗心大意,他們的「謹慎責任」只限於不會對他人造成有形損害。道路上的工人沒有責任確保那些受事故造成停電影響的人不會因為停業而遭受經濟損失。

Spartan Steel案的某些因素似乎支持這樣一種主張,即雖然隔離或自我隔離命令的破壞者負有不感染生意經營者的「謹慎責任」,但因「2019冠狀病毒病」污染造成的純經濟損失是不可獲賠償的。與不可預測的電力波動類似,「2019冠狀病毒病」的傳播也往往高度不可預測。此外,由於企業被迫關閉而造成的利潤損失程度非常不確定: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改變了顧客的習慣,因此商店的生意無論如何都有可能下降。

然而,其他方面的考慮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違反隔離或自我隔離令是一種嚴重的罪行,可被立即判處監禁。經濟損失的程度可以說並不是不確定的:由於香港地價高企,白費的租金往往是商業運作成本中相當可觀和容易確定的一部分,而兩星期的標準隔離期似乎提供了一個直觀的基準,說明可追討損失租金的最長期限。這些因素放在什麽是「公平、公正、合理」的混合體中,可能會導致法院將「2019冠狀病毒病」潛在污染案與意外斷電案區分開來。

到目前為止,香港並沒有就這方面的純經濟損失提出申索的已裁決個案。是否會在這個司法管轄區破例,以便在這非常時期允許獲得賠償,則仍有待觀察。

Jurisdictions: 

Denis Chang’s Chambers大律師

李女士以外部學生身份在倫敦大學攻讀法律。在參加了英格蘭及威爾士的大律師資格考試後,她於1988年獲得英國大律師資格及香港大律師資格。多年來,她在人身傷害、醫療過失與保險相關事務方面建立了穩固的業務基礎。在加入大律師公會之前, 李女士是香港政府的即時傳譯主任。她於1988年離開公務員隊伍時,擔任總即時傳譯主任一職。

Denis Chang’s Chambers大律師

黃大律師於2019年獲得香港大律師資格。他在劍橋大學彼得學院攻讀法律,以Double First成績畢業,並於2017至2018年期間擔任終審法院的司法助理。黃大律師的執業範圍涵蓋多個民事訴訟範疇,尤其是公司法和清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