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不須就其當事人所作的錯誤商業判斷承擔法律責任

闡述BPE Solicitors and another v Hughes-Holland [2017] UKSC 21一案的裁決。

英國最高法院近期在BPE Solicitors and another v Hughes-Holland [2017] UKSC 21一案 (下稱“BPE Solicitors”)所作的裁決,相信必然會受法律專業人員的歡迎。英國最高法院在該案裁定:律師不須就其當事人所作的錯誤商業判斷而蒙受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英國最高法院在該項裁決中,主要確認(至今為止仍未受驗證)South Australia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v York Montague Ltd [1997] AC 191 (下稱“SAAMCO”)一案中所述的原則(該項原則確立了在疏忽申索中,專業顧問的法律責任框架)。本文將會討論BPE Solicitors一案的裁決,以及它與香港的關係。

背景

BPE Solicitors一案的案情如下:Gabriel先生向Little先生提供了一筆金額達20萬英鎊的貸款,而Little先生稱,他計劃將該筆貸款用於重新發展一個日久失修和已被棄置的加熱水塔,其所在位置是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中,一個「對發展商並不具有吸引力的地方」。然而,實際情況卻是,Little先生計劃將該筆貸款用於購買該財產項目(透過向銀行償還一筆按揭貸款)。Gabriel先生對這計劃一無所知,並在沒有先行對該財產項目進行估值的情況下,將該筆款項貸出。此外,Gabriel先生亦沒有委託他的代表律師-BPE律師事務所(下稱“BPE”),在土地註冊處為該財產項目進行慣常的物業查冊。

BPE的一名助理律師Spencer先生負責草擬該建築物的貸款確認函和抵押文件。然而,在先生Spencer先生處理該項交易的過程中,他接到Little先生的來電,告知他Gabriel先生所提供的貸款將會用來購買該建築物。Spencer先生並沒有要求Gabriel先生就該項消息作出澄清或確認,並使用了一份來自另一宗沒完成的交易的文件範本 (當中述明該筆貸款將會用來協助支付發展費用),以及在無心的情況下,確認了Gabriel先生對Little先生的實際計劃的不正確理解。

該項交易最後以失敗告終,而Gabriel先生亦未能取回他的貸款。Gabriel先生乃向BPE提起訴訟,指該律師事務所違反一項隱含信託,從而提供了不誠實的協助,以及犯了專業上的疏忽。

下級法院如何裁定?

在進行一審時,原審法官裁定,Gabriel先生在該筆貸款及其用途上被誤導,因此有權就其所蒙受的全部損失獲得損害賠償。英國上訴法院認為,Gabriel先生就其貸款所蒙受的損失,並不在BPE的職責範圍內,因此裁定BPE上訴得直,而Gabriel先生所蒙受的一切損失,都是由於他自身的錯誤判斷所造成,故不能獲得任何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的裁決

Gabriel先生這次透過其破產信託人,向英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最後,英國最高法院駁回他的上訴。

英國最高法院在該上訴案中,確認及鞏固了上議院在SAAMCO一案中所作出的一項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就是:任何人若有責任就其當事人所應當採取的行動,向其當事人提供意見,那麼,他將需要就採取該等行動所產生的可預見後果承擔法律責任,而前提是:(1)其當事人確是倚賴他所提供的意見行事;以及(2)他在提供該等意見時犯有疏忽。然而,上述情況與任何人有責任提供資料,讓某人可根據該等資料來決定其應當採取甚麼行動,卻是有所不同。負責提供資料的人,他只須就其提供的資料若有欠真確而產生的後果 (有別於因倚賴他所提供的意見而產生的一切後果)承擔法律責任(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SAAMCO原則」)。Lord Sumption的該項裁決(其他的英國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贊同),有以下數個值得我們關注的要點。

首先,根據「SAAMCO原則」,提供 「意見」與提供「資料」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區別。若屬提供「意見」,則:負責為整個決策過程提供指引的專業人員,須對所作的最終決定承擔責任。該專業人員在提供意見時倘若存在疏忽,而他的當事人確是根據他所提供的意見訂立有關交易,則該專業人員須對所產生的一切可預見後果承擔法律責任;然而,若屬提供「資料」,則:該專業人員所做的,其實只是向其當事人提供某些資料,作為其當事人的決策依據,但有關交易所具的商業價值,仍須由其當事人自行對它作出總體評估。即使該專業人員所提供的資料,對於其當事人是否決定訂立有關交易,確實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該專業人員仍只須對其提供的資料所產生的財務後果承擔法律責任。其背後理據是:不管如何,專業人員不能「因他在某人所作的交易決定中,需要就其中某一項因素承擔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便成為了整項交易所涉及之經濟利益的承保人」。根據本案的案情,BPE所擔當的,事實上只是一個提供「資料」的角色。

其次,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某一違責行為的嚴重程度,來評定Gabriel先生應當獲得多少損害賠償;相反,我們應當根據被告人的職責範圍來作出有關決定。至於申索人所指稱的錯誤行動,它究竟是否在被告人的職責範圍內,這需要由申索人(即Gabriel先生)來自行證明。然而,申索人並沒有作出如此證明。

第三,根據該案的證供,Gabriel先生能夠追討到的款項,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超過將該筆貸款用於發展該財產項目的所得。根據具豐富經驗的測量師所提供的意見,該項目的發展費用,應當在40萬至60萬英鎊之間,這是相當於原來貸款金額的兩至三倍,而該財產項目的價值,應當不會(亦不能)因為將該筆貸款用於該財產項目的重新發展而上升。

Lord Sumption進一步評論稱,根據「SAAMCO原則」,原告人可獲得的損害賠償,應當是對該財產項目所作的估值,與其真實價值之間的差額。理由是,該等可追討的損失,不能超過假如有關估值是正確的話,貸款人所將蒙受的損失(這一般稱為「SAAMCO上限」),而它的計算,主要是下述二者之間的差別:(1) 因被告人的疏忽而提供了錯誤的資料,從而導致蒙受的損失;及(2) 因原告人作出了訂立有關交易的決定,從而導致蒙受的損失。

英國最高法院稱,很明顯,BPE並不需要因Gabriel先生最後決定向Little先生提供貸款,而須對Gabriel先生承擔法律責任。Gabriel先生除了委託BPE為他草擬相關文件外,並無作出其他指示。Mr. Spencer除了知悉Gabriel先生和Little先生曾就一筆為數達20萬英鎊的貸款達成了協議,並以一個位於格洛斯特郡的水塔作為抵押外,對於Gabriel先生和Little先生相互之間傳遞了一些甚麼訊息,他個人是毫不知悉(亦沒有需要知悉)。此外,對於該建議重新發展的項目是屬何性質;所涉及的費用是多少;倘若Little先生不獲提供有關貸款,他有何財政能力為該重新發展項目提供資金;該財產項目在其已發展或重新發展的狀況下具有多少價值,等等,Mr. Spencer對此也全是一無所知。

在巧合的情況下,該份貸款協議載有若干內容,確認Gabriel先生本人意識到該筆貸款將會運用於該重新發展項目之上。然而,即使Gabriel先生的假設正確,他依然會蒙受金錢上的損失,因為即使該筆20萬英鎊的貸款確實被動用,該財產項目的價值亦將不會得到提升。Gabriel先生所蒙受的損失,全不在BPE的職責範圍內,而該律師事務所的職責範圍,只是局限於為其當事人擬訂該份貸款協議及相關抵押文件。事實上,Gabriel先生所蒙受的損失,是由於他自身的錯誤商業判斷所造成,與BPE完全無關。

與香港的關係

香港只有少數案件曾經審視過這項「SAAMCO原則」,而最近期的一宗案例,是大約10年前的Cheung Wei Man & Anor v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td [2006] HKEC 1824案件。該案件在原訟法庭進行聆訊,主要涉及一名未能完成相關物業轉易的受害人,向其地產代理所提起的訴訟。法庭在該案指出,「SAAMCO原則」只適用於涉及疏忽的情況,因此對該案並不適用。然而,原訟法庭法官芮安牟(他當時的職位)在2004年審理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v BC Chow & Co [2004] HKEC 105(下稱“ICBC (Asia)”)一案時,廣泛地適用了「SAAMCO原則」。他確認「SAAMCO原則」的精神(即是:當事人所蒙受的損失,假如是在其律師的職責範圍內,並且是可以適當追討的,該等損失便屬可予追討),可適用於香港專業人員在提供專業意見時犯有疏忽的情況。

在本文撰寫之時,ICBC (Asia) 一案仍是有效的判例,未被上訴和推翻。因此目前的情況是:儘管香港的法庭在近期並沒有適用「SAAMCO原則」,但它對香港依然具有約束力,就如英國最高法院在該項裁決中所顯示的,它對英國仍繼續具有約束力一般。「SAAMCO原則」的適用範圍,將來是否會獲得更進一步的闡明,這須視乎未來是否有另一宗情況大致相同的案件,會由英國最高法院(甚至是香港的各級上訴法院)進行審理。但在可預見的將來,相信出現這情況的可能性並不高。

Jurisdictions: 

霍金路偉律師行 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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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路偉律師行 律師

徐女士是霍金路偉商業訴訟小組的新合資格律師。她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律學士和學士後法律證書,並繼續進修獲得劍橋大學Newnham College的法律碩士學位。她目前的執業包括破產訴訟,主要金融機構的各種諮詢工作,僱傭及其他一般商業訴訟。